曾希圣帮老战友寻找儿子，苦寻无果后，突然问下属：你看我像谁？

曾希圣帮老战友寻找儿子，苦寻无果后，突然问下属：你看我像谁？

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在安徽担任要职的曾希圣突然收到老战友梁明德发来的电报。

老战友在电报里说，自己失散十多年的儿子可能在安徽青年团里工作，希望曾希圣能帮忙寻找。

曾希圣和梁明德以前都在中央特科工作，两人有着过命的交情。

一听老战友有儿子的消息，曾希圣既高兴又着急，恨不得赶紧把孩子给找出来。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竟然会那么的匪夷所思！

曾希圣

1

对于老战友的嘱托，曾希圣格外上心。

他一边让在机要单位工作的妻子帮忙查找，一边把团省委书记项南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给安排任务：

“我有位老战友，名叫梁明德，他十多年前和儿子失散，如今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儿子就在咱们安徽青年团里。你是团委书记，帮我查查，看有没有姓梁的团干部，越快越好！”

曾希圣又把梁明德发来的电报拿给项南看。

项南回去后，在团委排查了一遍又一遍，把省青年团的花名册从头到尾翻了又翻，始终没有找到线索。

项南着急，曾希圣更着急。

过了没多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曾希圣又催问项南：“我托你找的人，你找到了没有？”

项南先汇报了自己查找的情况，接着，皱眉道：

“您光说是姓梁的，太笼统了，姓梁的团干部少说也有10多个，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您要找的，能不能再提供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曾希圣一想，觉得项南说得没错，光给个姓让找人，实在是太难为他了。

会议结束后，曾希圣特地将项南留下来，打算将那位老战友的情况详细说给项南听。

说起梁明德，他可不是一般人，若没有他，红军的历史恐怕都要改写！

梁明德

2

梁明德和曾希圣，当年都是中央特科中的一员。

梁明德所在的第三科，被称为“打狗队”，主要负责惩治叛徒、特务、营救被捕同志等，梁明德有勇有谋，是其中的主力队员。

1929年8月，在上海秘密机关开会的澎湃等人，被英租界巡捕逮捕，没过多久便被敌人枪决。

特科调查后发现，澎湃等人是被一个叫白鑫的叛徒出卖的。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激愤难当，要求中央特科立即铲除叛徒。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已经东躲西藏好几个月的白鑫出现在范公馆附近，正当他准备打开汽车车门时，一声怒吼传来，“叛徒！”，白鑫吓得魂飞魄散，早已埋伏在周围的梁明德和其他队员猛地冲上前来，举枪朝白鑫射击，白鑫负伤后试图逃走，特科队员们紧追不舍，直至将其击毙。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召开了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集结了150万大军，计划每往前推进1里地，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里地，就建一道碉堡线，誓要将红军彻底消灭。

由于此事高度机密，只有极少数高级军事将领被允许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刚一结束，国民党将领莫雄便连夜赶回德安，莫雄是国民党设在德安地区的保安司令员，同时也是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

莫雄曾一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认为莫雄留在国民党政府中，可以获取更多情报。

后来，莫雄担任德安保安司令员，他主动邀请梁明德等共产党员进入自己的司令部，好让他们给红军传递消息。

为了帮助莫雄完成“剿匪”任务，红军一边假装节节败退，一边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活动，这样一来，莫雄“剿匪”工作完成得相当不错，还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连连夸奖，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高兴，不仅通令嘉奖莫雄，还破格邀请他参加这次高级军事会议。

莫雄心知，蒋介石的这个计划一旦实施，中央红军就算不被全部消灭，也一定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他一回到德安，便将梁明德等人叫到身边，将蒋介石的部署和盘托出。

大伙心急如焚，商议后决定立即派人给党中央送信。

梁明德是闽西人，会说客家话，对赣南地区也很熟悉，所以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他去做。

大家连夜将文件内容用特种药水分别写在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梁明德假扮成教书先生，不等天亮就出发赶往瑞金。

这是一趟生死之行。

从德安到瑞金，山高路远，需要经过几十个关卡，国民党的岗哨遍布全程，处处杀气腾腾。

为了减少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梁明德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而且走的大多是山路。

即便如此，梁明德依然免不了被搜查，他手里的几本字典也差点被怀疑。

后来，梁明德在沿途的秘密联络站中，找来几名地下党员，把文件内容缩写，然后秘密记录在一张薄薄的纸上。

梁明德把这张宝贵的纸藏在鞋底后，又继续出发。

越是靠近赣南，敌人封锁得越严，盘查得越狠，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国民党设的关卡。

这样过去，文件难免会被搜出来。

梁明德想了又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他钻进山林里，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朝自己的嘴巴上砸去。

一下、两下、三下......，梁明德忍着钻心的剧痛，一直砸到脸上满是鲜血、嘴巴高高肿起，四颗门牙掉落......原本英俊的相貌此时已面目全非。

他把早已破损不堪的衣服撕扯成一条一条的，活脱脱成了一个乞丐。

梁明德一手拄着一根脏兮兮的拐杖，脚上穿着一双满是泥污的破鞋，肩上耷拉着一个破布做成的包袱，慢腾腾地往国民党的岗哨走去。

敌人闻到他身上的臭味，连查验一下都嫌恶心，赶紧挥着手让他滚。

就这样，梁明德忍着饥寒，冒着生命危险，只用了6天时间就穿越重重关卡，成功赶到了苏区。

当他从鞋垫里取出这份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双手递给周总理时，在场的众人忍不住落下热泪。

梁明德送来的军事情报十分详细，包括国民党各部队的部署位置、武器装备、攻击日期、进攻路线，甚至连联络信号和口令都一清二楚。

此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央红军主力根据这份情报，事事占得先机，终于突出重围，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红军最终能存活下来，梁明德功不可没，后来毛主席一提起此事，就感叹不已。

1934年年底，梁明德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国民党逮捕，虽然在他的巧妙周旋下，终于化险为夷，但是，他的身份已经暴露。

党组织要求梁明德躲在家中，暂时和其他人断绝往来。

整整一个月时间，梁明德待在家中，陪伴妻儿，享受了难得的轻松时光。

春节过后，梁明德接到组织命令，再度奔赴战场。

但是，没过多久，梁明德在上海的家被反动派查封，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关进监狱，儿子因为在学校住宿，躲过一劫。

此后，梁明德便和一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国家安定下来，梁明德才有时间去寻找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们。

3

曾希圣介绍梁明德情况的时候，项南听得非常认真。

当曾希圣说到老战友是福建人，曾经住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时，项南猛地开口：

“真是巧了！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住过，一直住到16岁才离开，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

曾希圣一听，很感兴趣，便问项南：“你家住在八仙桥哪里？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在上海做生意，我们家以前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一听到这个地方，曾希圣猛地一个激灵。

此处正是当年中央特科设下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曾希圣脑袋中灵光一闪，他紧紧地盯着项南，继续问下去：“我也在那里住过，那是一个大老板翁旭初的家，你们怎么也住在那里呢？”

项南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住在那儿，那时候我年纪还小，爸爸送我到南京读书，只有学校放假时，我才回上海住。”

“你父亲的朋友很多吧？他有没有经常和什么人来往？”

项南此时也紧张起来，领导为什么会问自己这些问题？

他皱着眉头想了想，答道：“爸爸的朋友的确很多，总是有人来我们家。”

曾希圣越问越深入，“你爸爸的朋友中，有没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

项南不假思索地说道：“有！有一个大胡子叔叔经常住在我家，学校放假时，他还带我去南京路上玩，我们一起逛大世界、还照过哈哈镜呢！”

曾希圣的心脏怦怦直跳，难道这世间真有如此巧合的事儿？

曾希圣仔细端详着面前这位年轻人，越看越觉得他的眉眼、脸庞和老战友极像。

曾希圣深深吸了一口气，指着自己的鼻子，试探性地问项南：“你瞧瞧，我像谁？”

项南睁大眼睛看着老领导，突然，他猛地大叫起来：“胡子叔叔！”

曾希圣激动地站起身，举起宽大的手，在项南肩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哈哈大笑：“找到了！可算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项南呆愣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项南的父亲真的是梁明德吗？

梁明德的儿子怎么会姓项呢？

4

原来，梁明德的本名叫项与年，身份暴露后，他才改名为“梁明德”。

当初，项与年身份暴露，妻子出狱后一直流落他乡，女儿不幸染病身亡。

侥幸逃过一劫的儿子项崇德，与家人失去联系后，孤身一人在上海、南京流浪。

1936年，18岁的项崇德离开上海，在乡人的介绍下，到福建一家园艺场工作，同时也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

两年后，项崇德改名为项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项南辗转到达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他曾不止一次想起自己失散的父母和妹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后来，苏北根据地审查干部出身，要求每个人都详细说明自己父母的情况，其他同志们都轻松过关，唯独项南一问三不知。

他只知道父亲是做生意的，小时候经常有戴着礼帽、穿着大褂的商人来家里。

至于父亲究竟做的什么生意，项南说不清楚，只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些模棱两可的话来回应。

再加上他是改名之后入的党，大家更怀疑他了。

负责审查的干部根据项南提供的这些信息，曾试探性地问：“你父亲会不会是地下党员？”，项南不了解情况，不敢给出肯定的答复。

慢慢的，项南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迷茫。好在有位思想很开明的领导帮他说了句好话，他说：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审查也审不出什么结果，干脆就在实践中考验吧！”

项南这才摆脱了困境。

1949年初，解放军势如破竹，项南跟随大部队，往皖北重镇蚌埠进军。

正在此时，中央在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谭震林派30岁的项南前往出席。

会议结束后，项南兴冲冲返回蚌埠，谁知部队早就开往江苏一带了，只有一个华东野战军的后方留守处。

当时部队的攻势非常猛烈，几乎一天就能拿下一个县城，留守处也不知道项南原先所在的部队究竟转移到哪儿了。

项南正在为找不到部队发愁的时候，曾希圣出现了。

曾希圣当时是皖北区党委书记，他好奇地问项南：“怎么就剩你一个人留在蚌埠了？”

项南一脸沮丧，把自己被派去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结果大部队出发这件事告诉了曾希圣。

曾希圣一听，灵机一动，中央要求在各地成立青年团，这个小伙子正好能派上用场！

于是，他拍着项南的肩膀，亲切地说：“既然这样，你也不必去找部队了！你干脆留在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建设青年团吧！”

就这样，项南成了曾希圣的下属，从军队转到了地方工作。后来，他担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当时，曾希圣怎么也想不到，这位被自己留下的青年竟然是老战友的儿子，而项南更想不到，提拔自己的这位大领导，竟然是当年曾经带着自己四处玩的大胡子叔叔！

5

当曾希圣把梁明德的真实身份和这些年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项南后，项南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父亲现在是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干部，这些年他找你找得好苦啊！你们父子俩赶快通信吧！我可算是完成任务了！”

当天晚上，项南熬夜给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将这十多年来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工作情况全部写了出来。

远在沈阳的项与年收到儿子的信后，激动万分，恨不能立即和儿子见上一面。

但是，父子俩的工作都很繁忙，实在是没有时间见面。

一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开会，才终于有机会和父亲相见。

父子俩相约在颐和园见面。

此时，父子俩已经分别了将近20年，两个人的模样都已大变，几乎不敢相认。

项南率先喊了一声爸爸，项与年瞬间泪流满面，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6

项与年和项南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

为了革命，他们一家骨肉分离，但是最终父子得以重逢，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战争年代，像项与年那样舍小家为大家，离开父母妻儿，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的先辈实在太多太多，和项与年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至死都没能等来和家人重逢的那天。

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既要抬头往前看，又要回头往后看，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只有不忘先辈付出，才会更懂得珍惜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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