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罗点点的家族回忆：一个家庭的悲剧

领金纳姐姐回家

自那一刻起，我坚信男性的恩赐与智慧，其价值远超外表的华丽，唯有它们才是真正的风韵所在。

——弥尔顿：《失乐园》

金纳姐姐，邓烈士的独生女，是她父亲亲自将她迎接到家中。

邓发与女儿

邓发，广东云浮的杰出人才，本名邓元钊。他的革命生涯始于1922年至1925年，在这段关键时期，在苏兆征的悉心指导和启迪下，他毅然投身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及省港大罢工，由此跻身工人运动杰出领袖的行列。在中央苏区，邓发曾身负中央局委员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重任。到了延安时期，他更是执掌中央党校教席，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英才。1945年，作为中共工委书记，邓发代表解放区的八十万职工，出席了在巴黎举办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然而，1946年4月8日，邓发在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遭遇飞机失事，英勇牺牲。与他一同遇难的有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刚获释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还有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他们被载入党史，尊称为“四八烈士”。邓发遇难之际，他的姐姐金纳年仅八岁。在父亲牺牲后，金纳与众多烈士子女一同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开办的国际儿童院。直至解放之后，她才得以重返祖国。

大姐峪田曾言，在其就读育英小学的时光里，每逢周末，接送孩子的家长们络绎不绝。金纳与峪田常同乘一辆车至我家。她对此并无异感，也未深究其背后的缘由，仅仅将能与金纳共处一室视为一种自然而愉悦的体验。在那个年代，革命队伍的孩子们对私有观念尚处于一无所知的阶段。

金纳女儿方才自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归来，却因南方那潮湿闷热的气候而感到不适。她向父亲提出了一个恳切的请求，希望他能将她接至气候宜人的北京就读。尽管父亲与邓发及金纳母亲之间的交情并不深厚，然而鉴于金纳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他深感肩负着一份分量沉甸甸的责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应允了金纳母亲所提出的请求后，父亲忽然忆起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便是他与母亲曾经共同立下的神圣誓言。

瞧，我们的孩子们个个都讨人喜爱，各个才华横溢，孩子越众，福气便越深。你尽管安心地生育吧，有了我，孩子自然有人照看。母亲固然明白“我来养”不过是出于慈母心肠的温柔谎言，然而每一次，她都难以抵挡这份深情。就这样，我们的家庭在不经意间迎来了七个宝贝，大哥小青也在其中。

二哥猛猛在延安降生。起初，母亲曾向组织提出放弃生育的请求，李富春同志亦同意了她的请求。然而，在父亲的坚持与拖延下，猛猛最终还是来到了这片革命的热土。迁入城市后，我们家又迎来了第三个女儿，母亲为她取名多多，寓意“增添”。但经父亲与母亲商议，他们认为这样的名字并不妥当，因为若孩子长大成人后得知父母因她而心生嫌隙，实属令人痛心，何况她并非真正的多余。最终，多多未能如愿以名，更名为朵朵，这个名字如同盛开的花朵，令人心生怜爱。

我是一名早产儿，虽然并无严重后果，但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深沉的痛苦，也让父亲忧虑重重。时光荏苒，两年过去，我们家迎来了新的生命——我的弟弟。母亲坚决拒绝再次孕育新生命，于是再次向组织提出了申请。然而，这一次，父亲却再次出面阻拦，最终弟弟还是降临人世。事后，父亲得意洋洋地说：“看看，幸亏都留下了，上报的两位都是男儿。”但这一次，母亲与父亲达成共识，决定不再有新的孩子出生。于是，弟弟被赐予名字“了”，寓意着结束，意味着一切尘埃落定。

治平：遵照您的指示，我已经将田儿、小青等同仁送回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之旅。至于金纳小姐，邓发先生的千金，她的母亲曾特别托付我们代为照料。我恳请您能安排她每周与我们的孩子们一同返校。尽管家中子女众多，增添这份额外的负担确实颇为无奈，但我们理应给予她应有的关怀。希望您不会介意我如此多此一举。

父亲对时机的掌控堪称完美无瑕，信件投递后，孩子们便准时如约而至。在谈判中，他对母亲争取话语权的能力几乎毫不妥协。

在母亲的细致规划中，金纳毫无悬念地融入了我们的家庭。母亲对她呵护备至，确保这位性情细腻的孩子能够沉浸在无尽的关爱与温暖之中。金纳所拥有的种种，我的姐姐们也一并享有。但那些由金纳妈妈或他人赠送的华服、精致的鞋履，以及束发的丝带，姐姐们却未曾触及。母亲时常告诫她们，必须对金纳给予特殊的关怀，她坚信对金纳的加倍呵护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我的姐姐们有时难免流露出孩童特有的羡慕，不明白为何金纳总能获得众人的特别青睐。

我对金纳姐姐怀有难以言喻的情感，她不仅风姿绰约，待人接物热情洋溢，更具备非凡的智慧。每当我沐浴在她那双深邃如墨的黑眸凝视之中，心中便不禁涌起一股浪漫的狂热。我时常幻想她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公主，凭借超凡的魔力，能与自然界中的生灵无话不谈。她的手艺高超，不仅为洋娃娃和米什卡——那位从苏联带回来的玩偶熊，它身上还保留着苏联的印记——精心缝制服饰，更能在头顶巧妙地系出各式斑斓的蝴蝶结。她赠予我的礼物总是充满了温馨的关怀，因为她总是乐于将这份喜悦与身边的每一个人共享。

金纳逐渐蜕变，化作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颜容越发娇艳迷人，同时，她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勇敢地步入了社交的殿堂。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中，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岁月，那里，她结识了众多志趣相投的良友。

这些和金纳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父亲多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者，有些则是早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母亲有些是烈士，有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和他们的领导者父亲离异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生于战乱，长于贫困，父母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将他们交给组织上照顾。在二三十年代，党困难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孩子实际上只能流落街头，饥饿和贫病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了。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找回，并送到苏联学习。据我知道，王一飞、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叶挺、博古（秦邦宪）、任弼时、林彪、李富春等人都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被送到莫斯科。这些学校是当时共产国际建立的，专门培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和烈士子女。建国后，这些孩子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或者生活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家庭里，或者生活在父亲后来新组成的家庭里。他们曾经远离祖国，又失去完整家庭，所以他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一种疏离感。在假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排遣这份寂寞。他们仿照苏联人的习惯：聚会、唱歌、跳舞，有时候还要喝一点酒。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男孩女孩们，相处十分随便。他们见面时拥抱，亲吻，有时很晚不回家，太晚了，干脆大家在客厅里胡乱睡一晚。

母亲的忧心日益加重，这源于她所面对的是一群尚未涉足尘世的孩子。金纳，不仅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更是母亲交付的重托。自父亲将她亲手带回家中，便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每当提及此事，金纳总会露出不悦的神情，认为母亲过分限制了她的自由。除此之外，母亲对她寄予厚望，期望她在学业上追求卓越，尊敬师长，勤俭持家。在母亲看来，这些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绝不可有所懈怠。而金纳正处于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纪，她愿意为心中的浪漫理想付出任何代价。

在那个清晨，金纳迟迟未能从床上跃起。前一晚，因她晚归，母亲对她展开了严格的盘问。持续的敲门声不断响起，但金纳依旧紧闭房门，毫无回应。母亲心中充满了忧虑，于是吩咐警卫员搬来一把椅子，攀爬至一定的高度，透过门上的小窗窥视屋内，担心女儿是否遭遇了什么意外。然而，就在母亲焦急万分之际，金纳却漫不经心地打开了门，径自走出了房间。

母亲在我们面前一贯言行一致，举止庄重，然而在与金纳姐姐的相处中，她却显得有些迷茫。毕竟，金纳并非她的亲生子女，无论是采取宽松的管教还是过于严厉的措施，都难以把握分寸，她只得向金纳的生母寻求指导。然而，那位同样束手无策的母亲回应道：金纳的管教愈发棘手，因此，这项重任便落在了你的肩上。敬请将她带回府中。

时光荏苒，金纳姐姐与双亲的间距似乎在无声中渐行渐远，我们年幼的心智尚难以察觉到这种细微的变迁。

在那个寒冷却又宁静的冬日夜晚，雪花如同轻盈的絮，纷纷扬扬，不曾停歇。金纳姐姐已是许久未曾归家。家中，父母与兄弟姐妹们正欢聚一堂，共享温馨的晚餐，而我，因病痛的折磨，孤独地卧床于自己的卧室。就在这四周静谧的时刻，我忽然瞥见金纳姐姐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床边，她身上落满了洁白的雪花，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显得格外动人。

“哎呀，你这孩子，是不是哪儿不太舒坦？”金纳姐姐的嗓音宛如春风，温柔动听，她的容颜也如同春花般娇艳动人。我正百无聊赖之际，她突如其来的出现，让我心中涌起满满的喜悦。尤其是她那散发着清新气息、带着凉意的脸颊，让我忍不住心生向往，渴望轻轻一触。

金纳，吃饭啦。

“躺着，我马上回来。”

我原以为她正循着我的指引踏入饭厅，却未曾想，楼梯间里悄然响起了轻盈的脚步声。片刻后，金纳姐姐手捧一个大大的包裹，缓缓自楼梯而下，随即踏入了我的房间。

“我回来拿些物品，发现门外已有好友在等待，因此我决定不前往饭厅。麻烦您告知我父母这一情况。”

临别时分，金纳递来一块体积惊人的巧克力，我欣然答应了她的这个小要求。在当时，这样一块巨大的巧克力实属难得一见。我随即将金纳的故事讲给了父母听，但妈妈听后，脸上现出了不悦之色，带着几分失落说：“这孩子，现在竟然连露面的勇气都没有了。”那时的我，并未真正理解为何妈妈会对金纳的行为如此气愤。

自那时起，金纳便鲜少踏入家门，传闻她已搬至大学校区居住。我对她的怀念，远不只是对巧克力的渴望所能完全诠释，实际上，在她身上，我总能感受到那份与众不同的魅力与温馨。直到成年之后，我才逐渐领悟，金纳竟是故意选择在众人纷纷下楼用餐的时分回来取物，面对父母的管束，她似乎更偏爱维持一种疏离的态度。

金纳大学毕业以后嫁了个越南人，是越南老共产党人李班的儿子。金纳跟着他回到越南的河内，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不知道金纳的出国远嫁有没有负气而去的因素，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忘不了她，会常常提起她，但一提起，妈妈又总是有点不高兴。后来，由于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越共的党内斗争，金纳一家人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候，中国也在搞文革，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竟是谁也顾不上谁。

在文革即将结束之时，金纳的母亲不幸辞世。金纳随即致信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廖承志先生，诚挚地请求他帮助自己回到国内，以料理母亲的丧事。廖公听闻邓发将军的女儿正处于越南，便竭尽全力，借助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将金纳一家安全地接回到祖国。廖公曾言道，“丧亲之痛，归国奔丧，此乃我华夏民族世代遵循的礼仪。”然而，当金纳踏上归国的旅程，与在广州的弟弟重逢之时，她的母亲却已悄然离世，而廖副主席亦已安息于黄土之下。金纳不仅错过了与母亲最后一次的相聚，更是满怀遗憾，未能与那位曾在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恩人再会一面。

某日，我手捧一册来自南方的出版物，目光不经意间停留在邓金纳的笔下，一篇题为《我的罗瑞卿爸爸与郝治平妈妈》的佳作跃然纸上。金纳姐姐怀揣着满腔热情，深情地回忆起我们家庭共度的那些温馨时光。

不久之后，金纳携子之手抵达了北京，专程去拜访母亲。除了那双蕴含深意的黑眸，她往日的青春朝气早已悄然流逝。不难想见，那漫长的海外漂泊生涯对她来说，是怎样的困苦与寂寞。她向我们娓娓道来，在她重返祖国的那一刻，她的两个儿子第一次品尝到了糖果的甜美，也迎来了他们自己的玩具。

金纳与妈妈紧抱。

母亲语重心长地回忆说：“金纳，你难道不记得，是你用那双巧手为米什卡编织的那件小毛衣吗？那件毛衣曾陪伴它度过无数美好时光，却在‘文革’时期，与它一同不幸失落……”

金纳：妈，我不懂事……

三载时光飞逝，我们各自散落于五湖四海，音讯全然无迹可寻。然而，寥寥数语之间，却深刻描绘了岁月的沧桑变迁，亦将那份深厚的亲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四十年前，父亲将金纳姐姐迎接到家中。时光荏苒，父亲已离我们而去，而金纳姐姐带着她的儿子重返故土，她不禁感慨万千：“我，罗瑞卿同志的独生女，正是在罗瑞卿同志的引领下，我踏入了这个充满温馨的家园……”

姥爷和姥姥

在人性之河中，背叛、不忠诚、反叛与乖戾之风盛行，然而当面对命运的召唤时，人们却往往流露出一种超然的冷漠……种种元素相互交织，共同孕育了这个世界源源不断的灾厄。

——弥尔顿：《失乐园》

1962年，历经大跃进运动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双重磨难，我的祖父母被迫告别故土，踏上了通往北京这座繁华都市的征途，以求在这座城市中躲避那席卷全国的普遍饥荒。那一年，他们第一次在我眼前出现。

那时，我才刚刚完成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分”这一部分时，我第一次从母亲那里得知，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竟然都是地主。这个消息让我既感到震惊，又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在我心中，地主就是那个“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是那种剥削民众、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这样的人有所关联。因此，对于身为地主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到来，我内心充满了不快。当然，没有人征求过我的看法，我只能感到尴尬与不适，心中暗自不悦。

如今回望，我庆幸父母在那场风波中并未对党性原则过分拘泥。尽管姥姥和姥爷的出身属于地主阶层，他们仍选择将两位老人留在了北京，以避免他们因饥荒而失去生命。我之所以提及此事，乃是因为后来得知，当时许多干部的亲属或父母，出于相似原因逃离乡村，寄希望于身为党或政府官员的子女能够收留他们。若严格依照党性标准，此类行为本是不应被容许的。因此，许多人不得不遵从组织的安排，将亲人遣返回乡，而在这批返乡者中，有些人最终竟因饥饿而离世。

外公身形适中，面容略显沉静，而他笑得灿烂如春花般的模样，于我已是渐行渐远。相较之下，姥姥的形象却始终如一，她总是和颜悦色，体态丰腴，亲切近人，穿着得体，肌肤白皙。在我心底，姥姥的形象总是那么温馨。然而，有一次，我无意中瞥见了她洗脚的一幕，那双曾饱经沧桑、形态扭曲的脚映入眼帘，我顿时感到震惊。那一刻，她那亲切的形象在我心中裂开了一个缺口，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不愿再与她独处，这份决定与她的过往身份无关。

起初，我的祖父母与我家同院而居，他们居住的那两间简朴的平房位于院落前端，与我们后院相隔仅一排翠绿树木与一堵院墙。尽管我对他们身为地主的身份心中隐隐有些不悦，然而在父母的榜样影响下，我学会了待人接物的礼仪。总的来说，这对老夫妇行事低调，安分守己，极少在特殊情况下踏足我们的居所。他们既不过分表达慈爱，也不奢望子孙能时刻陪伴在旁。当时，我有一位表妹，是小姨的女儿，由姥姥亲自抚养。因她，我偶尔会去祖父母家小住。在我的记忆中，两位老人言语不多，总是面带和善，在我们嬉戏玩耍时，他们静静地在一旁观看，既不指导，也不干涉我们的游戏。

此关系脆弱易碎。

“不点儿，跟我一起去逛街吧，姥姥会给你挑选礼物。”这个意外的提议让我喜出望外，竟然打破了我以往不愿与姥姥独自外出的规矩，我欣然地跟随姥姥踏出家门。在选到心仪的尺子后，姥姥提议说：“走得累了，我们坐三轮车回家吧。”姥姥挥了挥手，叫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夫小心翼翼地将我安置在姥姥的膝上，姥姥温柔地叮嘱我：“乖，别动。”我靠在姥姥的膝上，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姥姥也因此显得格外快乐，她那丰满的身躯随着笑声轻轻摇曳。

离家仅一步之遥，却遭遇了意外。对事故的起因我一无所知，只见那辆三轮车似乎是为了躲避什么，突然转向，瞬间在原地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车身前端高高扬起，我和姥姥也随之被抛向空中，最终仰面躺在了车座上。我身轻如燕，轻易翻身跃起，而姥姥由于体重较重，越是焦急，起身就越感艰难。骑车男子立刻上前搀扶，看到姥姥那狼狈的样子，他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姥姥却勃然大怒，对男子大声斥责，威胁着不支付车费，并声称如果我受伤，她绝不会轻易罢休。男子顿时惊慌失措，脸色苍白，语无伦次，几乎要跪地求饶。姥姥得寸进尺，要求男子赔偿我摔坏的尺子，以及她新买的苹果和柿子。目睹姥姥越来越凶狠，竟然要求赔偿并未摔坏的尺子，以及可能还能食用的水果，我不禁心中闪过“地主婆”三个字，眼前的这位，竟成了贪婪、凶狠等恶行的化身，毫无例外。

我大声宣告：“我完好无损，尺子亦丝毫无损……”话音一落，泪水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赶紧转身快速离去。姥姥满脸困惑，不明所以，蹒跚地跟了上来。回到家，姥姥紧紧地搂住我，连声询问：“我的心肝，有没有受惊？有没有害怕？”我故意板起脸，不予理会，这让她愈发担忧。在那之后的几天，姥姥见到我时总是带着深深的歉意。

对于姥姥此次是否受到伤害，我并未过分忧虑，也未深入探究她是否已支付了车费。我的内心只是再次坚定了决心，今后必定不会再与姥姥一同外出挑选商品。

终究，姥姥姥爷不得不与我们家的庭院挥手作别。这一决定背后，隐藏着一场虽不显赫却不容忽视的风波。姥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自迁至北京以来，始终热心参与教堂的宗教活动。然而，一次他所参与的聚会却意外地引起了公安部门的关注。聚会结束后，一名公安人员跟踪了姥爷。他目睹姥爷毫无防备地踏入公安部长的住所，不禁感到震惊，一时间不知所措。得知此事的妈妈，认为继续与我们同住已变得颇为不便，于是托人在我家附近寻得一处小院，将两位老人妥善安置。自此，他们鲜少光临我们家，即便是在重要的节日，妈妈也是亲自前往探望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从未带我们一同前去探望他们。

文化大革命伊始，我的父母便被定性为走资派而遭受打压。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四旧”的风潮在1966年8月及随后的日子里达到了顶峰。通常，秋季是北京最为宜人的季节，然而，那年的北京秋天却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息。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肆无忌惮的打、砸、抢风暴。在这场红色的恐怖之中，无数人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迫害。

一日，一群红卫兵突然降临我的居所，似乎他们早已探知姥姥姥爷的藏身之地。彼时，姥爷正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履职，恰巧外出，家中空寂无人。红卫兵无奈只得将姥姥带至我家。在此之前，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早已洞悉红卫兵的行踪，并将母亲妥善转移至安全之所。然而，红卫兵并未能寻得母亲，于是……将姥姥推至地面，在我们眼前对她进行了残忍的鞭打，迫使她吐露我母亲的藏身之地。皮鞭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声响，驱使她在地面上吃力地爬行。我催促她大声呼唤：“郝治平，你在何方？快现身……”在历经多次徒劳的寻找后，我无奈地推着她离开。我全程都在一旁默默注视，未曾料到在老人遭受残酷的欺凌时，自己竟无力施以援手，内心的同情感也十分淡薄。那竟成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的面容。她很快被迫回到了临漳老家，不久后，姥爷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漫长的归途中，姥爷承受了无数次的凌辱与折磨。归家后，他在姥姥床边仅仅静默了片刻，那一夜，便在家乡的正堂之上，以悬梁自尽的方式，画上了生命句点。，未曾留下只字片语。在红卫兵的残暴打击下，姥姥的腿骨断裂，她躺在病床上，忍受着无尽的折磨，顽强地抗争了整整三年。然而，1969年，她以极其悲惨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两位尊长相继离世之时，我三姨成为了他们身边唯一的陪伴者。鉴于三姨身为地主与走资派家属的特殊身份，她所承受的苦难，不难想象。两位老人离世之际，除了身上所着的衣物，别无他物。1986年，母亲在离家半个世纪之后重返故土，她决定将两位老人合葬。在挖掘坟墓的过程中，由于当年下葬时并未使用棺木，姥姥和姥爷仅剩下一具堆叠的白骨，而姥姥的腿骨更是断裂。清理这些遗骨的，正是我之前提及的那位，由姥姥亲手抚养长大的小表妹。

近些年，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她常常向我们细致地讲述她儿时的点点滴滴，这些讲述或是源于我们好奇的提问，或是她主动提起。

她的家乡坐落在今日的河北临漳县，坐落在县城的西南一隅。从“临漳”的地名中，不难想象这里曾是临漳河畔的所在。在我母亲出生之时，临漳属于河南省管辖，解放后划归河北，后又一度回归河南，最终定格在河北。然而，每当有人询问她的籍贯，母亲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河南人。她的祖父，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在家中排行最小，以经营当铺为生计。尽管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并不算特别富裕，据说这源于太姥爷过世后家产分配不均，小房受到了其他房间的排挤。太姥爷似乎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姥爷，继承他那家当铺的生意，因而早早地将唯一的儿子送入了学堂。姥爷学业有成，曾间断地在县中担任小官职，闲暇时则担任小学教师。在姥爷的影响下，母亲自小便立志成为一名品行端正的小学教师。作为家中的长女，母亲深受太姥爷和姥爷的宠爱。她幼时常被太姥爷抱在肩上，漫步在临漳县城的街头。太姥爷一手提着装满面粉的小袋子，另一肩则承载着母亲。到达街头后，太姥爷将面粉放在面馆中制作面条，随后带着母亲走进茶馆，太姥爷品茗，母亲则享用太姥爷为她购买的油炸馓子。茶后，太姥爷前往面馆取面条，一手拿着面条，另一肩依旧扛着母亲，祖孙俩边走边谈，欢声笑语回荡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回忆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的肩上，那些临漳城内大小房屋与街道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如今，已步入七十高龄的她，偶尔仍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上，漫步在临漳城内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接受教育的现象实属罕见。然而，得益于外公与曾外公的精心安排，年仅十二岁的母亲不仅顺利完成了小学学业，更以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取了开封的明伦中学以及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芦沟桥事变犹如惊雷，震撼着1937年的华夏大地。在日军铁蹄践踏东北之后，他们贪婪的目光又转向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日军沿途的烧杀抢掠，让城内居民人人自危，人心惶惶。我那心忧如焚的姥爷，四处奔波，寻求保全家人生路的办法。他与姥姥反复商议，最终下定决心，将两个刚成年的姨妹嫁出，他们坚信已婚的女子相较于待嫁的姑娘，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同时，他们还计划，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郝家三代单传的男丁，前往开封寻找我的母亲。姥爷的构想是，父女三人一同向南逃难，途中或许能寻得教书之地，赚取生计，既可避免沦为亡国奴的命运，又能延续郝家的香火。而姥姥则选择留守家中，照料年迈的公公婆婆，以及她那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犟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子，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没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装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他大女儿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抗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白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大姐峪田尚在襁褓之中，仅有周岁，而二姐峪书则刚踏足人间。听闻这一消息，姥姥心中焦虑，急切地想要前往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去探望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然而，姥爷却担忧地指出，路途遥远，加之日军的威胁，出行实属不宜。姥姥却坚定地回应：“你无需担忧，我绝非那种人，岂能连一个儿子都无力保护。”姥姥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她聪慧过人，遇事总能保持冷静。记得她刚嫁入我们郝家不久，小姑不幸遭到土匪绑架，全家人焦虑万分，却又苦于无法筹集赎金。作为嫂嫂，她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四处散布消息，称家中无力赎回人质，且也不再打算要回这个小姑。不久之后，土匪竟然主动释放了人质，并且从此对郝家留下了无钱的印象，再也不敢再来滋扰。姥姥坚持要独自前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得知姥爷在外多年，有一位红颜知己。尽管姥爷后来与这位女子断了联系，但此事仍让为郝家默默付出的姥姥深受伤害，她对姥爷抛弃舅舅的行为越发不能原谅，在气愤与伤心之余，她决定独自一人踏上征程。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为何心狠至此？自她六岁起便是我亲手呵护，非求你感激，然峪书如同我心头肉，为何不能让我将她带走，哪怕只是多留几日也不允，这让我情何以堪？”言罢，舅舅来信向母亲告知，外婆含泪而归。归家后，外婆因病倒下，险些命丧黄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姥姥和姥爷便未曾再提起返乡的话题，而母亲也未曾踏足故土。母亲曾感慨，若非遭遇那场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苦至极，他们绝不会选择投奔至我处。

这些故事触动了我心底的琴弦。往昔，我的姥姥姥爷不过是漳河岸边过着平凡小康生活的普通农夫。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随后，因抚养出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革社会的女儿，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系列他们难以理解的纷争之中。直至文革时期，他们不幸遭受了横祸。若真有灵魂存在，我想，他们的灵魂必定无法找到安息之地，只能在夜幕低垂时四处游荡。

即便这种幻想也无法动摇我对他们既有的看法，关于他们的记忆无不带有不自在和怪诞的印记，让我每次想起姥姥那双小巧的脚都感到不适与厌恶。通常，老年人最大的幸福是含着笑享受子孙的陪伴，而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则是夏天在藤蔓缠绕的凉棚下聆听祖父母讲述牛郎织女等故事。然而，对于我和姥爷姥姥而言，这样的幸福与乐趣遥不可及。在文明的发展史上，如此朴素的画面对我们来说成了难以触及的奢望。更甚者，当我回想起自己在红卫兵暴行中对姥姥的无情冷漠，以及如今对修复扭曲情感的无心无力，我不禁对自己的冷酷感到震惊：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我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情感？

半个世纪以前，一位来自捷克的囚徒在直面死刑的阴影时，深情地倾诉道：“亲爱的同胞们，我满腔热忱地爱着你们，但请务必时刻保持警醒。”

自小学的语文课堂初次邂逅《绞刑架下的报告》，那句结束语便令我热泪盈眶，难以自持。

伏契克

伏契克何以如此自信？他仅仅是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年轻的捷克作家，却在纳粹的残酷统治下英勇就义。他的遭遇，并非光荣的救赎，而是卑劣的绞刑之苦。然而，他竟敢发出那些仿佛只有神明才能传达的深沉同情之音：

“爱你们，但请注意。”

伏契克究竟是在警示我们关注哪些关键点，以避免陷入警惕的盲区？

曾几何时，我以为那仅仅是法西斯势力及其引发的邪恶战争。然而，时至今日，我已洞悉其中真谛，意识到几个战争狂热分子或单一专制政权，并非构成世界最大威胁的核心。真正的威胁，实则深植于人性最幽暗的角落，它是一种源于内心的状态。

这种尊严丧尽，兽性毕露。

"爱你们，但小心。"

不幸的是，那言辞一旦出口，竟演变成了一个不祥的预兆。人们往往忽略了预防措施。尽管完善的社会体系本应抑制这种恶劣行为的扩散，但它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无论是尊严被剥夺还是自愿放弃，无论是兽性瞬间迸发还是长期累积，这可能是世间最可怕的现象。环顾四周，反思自身，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这种现象曾使我丧失自我，使他人丧失人性，使时代充斥着血腥。如果这种不幸的瘟疫继续扩散，恐怕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13．接班人

他赋予我无尽的荣光与卓越，对我施以无尽的恩泽，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或薄情。

——弥尔顿：《失乐园》

中学生活启幕。

踏入师大女附中的校门，那报到日的喧嚣中，新生们因彼此间的陌生而显得有些纷乱。我，凭借着身高上的优势，迅速被老师选中，承担起临时整队和下达指令的任务。在我一声声口令的引导下，队伍逐渐变得井然有序。当我将这列整齐划一的队伍交给老师，自己则融入其中，站在队列的最前方，一束耀眼而璀璨的阳光突然穿透了我那曾经温婉而朦胧的心扉。那一刻，喜悦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我仿佛瞬间摆脱了童年时的羞涩与迷茫，踏入了一个成熟与自信的新领域。责任、荣耀、功名……种种欲望如同细小的蚂蚁在我胸中涌动，令我痒痒难耐，几乎让我感到窒息。我迫切地渴望，渴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

随着大饥荒的喧嚣渐渐消散，民众终于走出了那段长达三年的饥饿与困苦，迎来了经济的全面复苏。自1963年起，粮食产量结束了连续三年的下滑趋势，全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县份在粮食、油料、生猪等农业总产量上，已超越了1957年大跃进时期的水平。工业生产，尤其是轻工业领域，也迎来了显著的转机。国家财政状况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善，摆脱了连续四年的巨额赤字困境，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系列思想教育的热潮，将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与清教徒般的简朴生活准则广泛传播至全社会。正是在那个时代，我步入了青春的门槛。直到成为了一名医生，我才深刻领悟到，那是一段人生中荷尔蒙激荡的时期。在这段旅程中，人们时常迸发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不仅追求浪漫与温情，更热切地渴望投身于崇高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

回顾在女附中的那段时光，我仿佛在他们眼中成为了革命的象征。这自是与我出身于革命世家，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投身革命事业的天然理由密不可分。此外，我那旺盛的精力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她们坦承，尽管我并非总能洞悉每个人的心绪，但在每一次的革命活动中，我总能激起他们的紧张与好奇。这是因为，我总能借助丰富的想象力，为这些活动注入新的生机，赋予它们独特的风格。

在全国各地掀起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之际，我提议全班同学在星期天一同步行香山，以军队行军的姿态，彰显我们勇于挑战、不畏艰辛的精神风貌。那段往事虽在我记忆中渐渐淡去，但许多同学仍记忆犹新。她们告诉我，因为我坚持原则，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还主动帮助他人背包——尽管我已完全忘记当时是否真的背包——她们只能无奈而又痛苦地跟在我的身后。或许，她们对我怀有敬佩之情，因为我们同样汗流浃背，在行进的后半程中艰难前行。然而，更多的情感是对我的怨恨。有位同学曾说，她整天跟在我身后，我那高大的身影在她眼前晃动，让她幻想我会像路边被收割的高粱一样被镰刀割断。尽管如此，她们对我却无可奈何，因为我那坚定不移的身影正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每当面对这样的艰难时刻，她们都会对我产生敬畏之心，因为我总能成功地将这些场合赋予庄重的革命意义，并以实际行动向她们证明，她们可以像我一样勇敢地向前迈进。

遗憾的是，我并非总能成为革命戏剧中的核心演员。彼时，青年们热血澎湃，纷纷投身于革命的壮丽征程，成为英勇的战士。我们班级迅速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成员大多是年纪稍长的同学。尽管因年龄尚幼，我未能加入其中，只能遗憾地旁观，但很快我便深切地体会到了团支部作为“战斗堡垒”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责任。

一日，我接到通知，课后需前往团支部书记的家中。抵达后，方知这是一场团支部精心策划的“忆苦饭”活动。这种活动曾是革命教育的一种传统方式，旨在通过品尝由野菜和糠米制成的粗粮，来表达对劳苦大众的深切怀念。人们普遍认为，食物的简陋程度与参与者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成正比。我们这些参与者，都是经过团支部严格筛选的忠诚成员。尽管食物难以入口，但每个人都保持着高涨的热情，面容红润。然而，团支书的姥姥因我们弄脏了她的厨房而表示强烈的不满，坚决反对我们继续活动。直至团支书的父亲出来批评姥姥的保守思想，我们才艰难地完成了忆苦饭的全部仪式。自此，团支部不得不不断寻求新的活动形式。每当课间或课后，团支部成员窃窃私语，全班同学都会紧张起来，猜测下一位被召集的人是谁，谁又将不幸落选。尽管我也会感到紧张，但内心却基本有信心，一旦接到口头通知，便感到几分得意。这类会议除了正面教育之外，最初最让我困惑的是团支部对所谓落后同学的分析与评价。比如，有同学的父亲曾是解放前的小商贩，因此被认为在人际交往中过于吝啬；有同学拥有一本漂亮的笔记本，便被怀疑家中与海外有联系；还有一位同学因家庭困难申请助学金，却因父亲被认定为吃定息的小资本家而申请失败，即便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被遗弃的姨太太，且父亲生前并未给予她任何帮助。尽管如此，她的助学金申请依旧被拒绝，给我们留下了隐瞒问题的恶劣印象。起初，我还怀疑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同龄女孩未必如团支部会议所说那般令人厌恶，但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看法。事后，我会真的觉得这些人有些异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形成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学会依据团支部发展对象的可靠特征塑造自己，并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审视所有事物。

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迷茫上面，分明日益长出一个坚毅的完全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竟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始它们还可以相安无事。夜半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我觉着躺在床上的都是童年的那个我，充满疑惑和朦胧，万事可以商量，没有定见的。天一亮，那个坚毅的我就开始行动和讲话，而它则是讲原则，不动摇，万事有主见的。问题是，随着思想训练的不断严格和革命自觉性的不断增强，我终于认识到，白天的这个自我之所以还不够坚毅和顽强，之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完全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自我在作祟。于是白天的自我决心向晚上的那一个开展坚决斗争。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而最痛苦的事情则是发现自己做得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很远。

我的姐姐朵朵，与她的挚友，刘伯承元帅的千金刘雁玲，一同在景山学校砥砺前行。她们心怀对革命事业的敬畏与决心，毅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分别取为罗惊涛与刘骇浪，以此彰显她们无畏风雨、随时准备投身革命洪流的无畏信念。中学生杂志曾报道她们在革命道路上的英勇事迹，她们因而成为了中学生，尤其是干部子弟学习的楷模。我手捧这本杂志，心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无限崇敬。然而，遗憾的是，文章中的插图并未达到预期之效。插图仅捕捉到了她们的背影，在我看来，她们无疑是革命青年中最璀璨的美丽身影。杂志虽难得地记录了她们的事迹，却仅以背影的形式呈现，这实在让人难以释怀。

在这漫长的假期里，父母成全了我们的心愿，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得益于父母的职业背景，我们得以频繁地与军队接触。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绿色军营中，我们与那些平凡却充满热情的解放军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被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所深深吸引。往昔，我们对战士演出队带来的通俗文艺节目尤为偏爱。在全国性的调演期间，我们每晚都沉浸在那些普通士兵所经历的革命历程中的喜怒哀乐之中。

国庆佳节之际，我有幸在师大女附中的初一年级游园会上担任主角，并自编自导了一部名为“小王赶车”的剧目。这部作品灵感来源于战士演出队的经典剧目，描绘了一位年轻的马车夫在参军后不久便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技术的考验和严峻的考验，最终成功实现了革命性的转变。我们七八位女孩儿将长发剪至耳际，身着绿军装，腰束皮带，袖口卷至肘部，再佩戴上那枚红袖章，瞬间变身为一群红卫兵。因此，我自豪地认为自己开创了红卫兵形象。

在这档节目中，我与众不同的亮点，便是手中紧握着驾驭马车所用的皮鞭。在舞蹈与歌声交织的表演中，精准地挥舞皮鞭，使之发出清脆的声响，成为了展现精髓的关键。鉴于我对革命事业的深厚责任感，我连续多日刻苦练习，直至这一动作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那日的表演选址于北海公园前门，背对白塔的彩绘牌楼之下，这里是每位踏入北海的游客必经之地。我的皮鞭在观众头顶上空翻飞，最终响起悦耳的鞭声，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那一刻，内心涌动着无尽的欢愉与满足，那份快乐与成就感，绝不逊色于奥运金牌得主的光荣。

即便舞台的灯光渐熄，我的周围依旧弥漫着几许探寻的目光。众人对我们的性别议论纷纷，其中一位观众在我摘下帽子之际，自信地断言：“瞧，我早就说过她是女性。”这番话才让我豁然开朗，自从开始排练这个节目，我竟忽略了性别这一核心议题——女学生扮演男战士的悖论。然而，这种因性别模糊性带来的尴尬并未真正触动我的内心。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那或许是人生中最为绚烂的瞬间。

在某个特定时刻，周总理周恩来，为了帮助部分领导家属在外交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便利用中央在京城召开会议的良机，特意邀请了众多中央及地方的领导家属，于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非正式的联谊活动。鉴于此次聚会的氛围相对轻松愉快，母亲也携我一同参加。我至今记忆犹新，与会者中包括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陈毅元帅的遗孀张茜、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众多尊贵人士。周总理显得格外高兴，与在座的夫人们谈笑风生。当夫人们暂时离席，屋内只剩下我和他两人时，气氛显得格外温馨。

总理邀我：“看画吧。”

没听清，问：“看花？”

总理言：“非花，画也。”

踏入宽敞的大厅，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目光随即被墙上一幅硕大的中国画所吸引。这幅作品乃关山月先生之杰作——《红梅图》，盛开着绚烂的梅花。他缓缓向我讲述。

我矫情道：“画中花。”

总理面容上绽放着和煦的微笑，对我精益求精的笔触流露出了由衷的宽容。他语气平和地说道：“你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心中暗想，他的笑容的确是那般迷人。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那双手既坚实又洋溢着暖意。我留意到他的指甲保养得极为考究，红润的指甲床在映衬下显得格外洁净。这双手的优雅瞬间，让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宁静与崇高，即便是在大会堂的宏伟壮丽之中，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璀璨与喧嚣（听闻大会堂的每一项装修细节，都是总理亲自审定的）。总理缓缓地谈及他的家乡，提到了那里的梅花，并询问我是否见过野生而非盆栽的梅花。或许正是这样的话题，引出了关于年轻人不应成为温室花朵的讨论，以及毛主席最近提出的接班人应具备的五个条件。周恩来那双世人皆知的眼睛此刻显得更大更黑，浓密的眉毛也无法遮掩其深邃的光芒。在谈论接班人问题时，他的眼神更是深邃而明亮，让我内心激荡不已。当晚，我回到家中，反复研读这五个条件，并在我的“雷锋日记”中郑重地记录下自己成为一名合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坚定信念。

每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上述类型的精神生活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确实在全社会建造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为自己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他们自信已经建立了千年帝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包括他们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的使命，只是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字典里，“接班人”一词被诠释为承担起后续阶段工作重任的个体。在现实生活里，这一角色恐怕是所有身份中最为普遍的。然而，我们的先辈们凭借那份朴素而坚定的信念，为我们勾画出了职责与人生的前行路径。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孕育出了大批品德高尚的君子，将诸如热情、纯朴、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等宝贵品质，一点一滴地在我们这一代，乃至整整一代人的身上显现，并化为现实。

我始终难以忘怀那一幕，周恩来以其优雅的风采，从容地驾驭着全局。在那洋溢着温暖的微笑中，在他那深邃而迷人的黑眸凝视之下，我接受了命运的召唤，成为了继承人。因此，对我来说，相较于他人，我甚至比“惊涛骇浪”更难以从这个角色中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