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全球对待黑人族裔的态度，总有些地方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儿。
不是所有国家都像宣传的那样敞开怀抱，有些地方对黑皮肤的朋友们，无论是常住的移民还是匆匆的游客，那份排斥和隔阂，明里暗里都清晰可辨。
今天咱们就聊聊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以色列、俄罗斯和日本。
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写在政策里，有的藏在历史包袱里，有的则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底色。
以色列的建国故事总是带着悲壮色彩。
1948年刚立国那会儿，人口严重不足，急切需要从全世界召唤散居的犹太人回归故土。
这就是著名的“大流散回归”运动。
在这股浪潮中，一群特别的犹太人被接了回来——他们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贝塔以色列社群，皮肤黝黑，传统古老。
像1984年的“摩西行动”和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几万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空运到以色列，场面一度成为国际新闻焦点。
起初，这群“黑色犹太人”的到来，被描绘成犹太民族大团结的典范，也补充了当时匮乏的兵源。
但蜜月期很快结束，融入的难题浮出水面。
最刺痛人心的，莫过于2010年代爆出的“长效避孕针事件”。
以色列卫生部门被曝，在未充分告知后果的情况下，向许多埃塞俄比亚犹太妇女注射长效避孕针剂。
这直接导致该群体的生育率出现令人不安的骤降。
消息捅出来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质疑这是人口控制的阴暗手段。
虽然时任卫生部长在2013年压力下叫停了这种做法，但那些受影响最深重的妇女们，至今也没等来官方的正式道歉和应有的赔偿。
这事儿像根刺，深深扎在这个群体心里。
然而，创伤远不止于此。
贝塔以色列人大概只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二，却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压力。
数据显示，他们的社区贫困率高出以色列全国平均水平两倍还多。
在职场，无形的天花板异常坚固。
军队里，你能看到不少埃塞俄比亚裔的女兵，但晋升到中高层指挥岗位？
那真是凤毛麟角。
更别提街头遭遇了。
警察对黑人青年格外“关照”，暴力执法时有发生。
2015年，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一名穿着制服的埃塞俄比亚裔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街头被多名警察粗暴地按倒在地，反复踢踹殴打。
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随之爆发，政府最后解雇了涉事警察试图平息众怒。
但类似的事件，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从未真正停止。
国际组织，像大赦国际、联合国人权机构，在报告里没少敲打以色列。
它们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带有明显的系统性歧视色彩。
而对于境内的黑人犹太同胞，这种歧视更多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好的学区可能婉拒黑人孩子入学；同等条件下，雇主似乎更倾向于肤色更浅的求职者；甚至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入境时，持有以色列护照的黑人公民，往往会被海关人员“特别关照”，盘查时间长得令人窒息。
有研究者感慨，以色列社会的种族裂痕之深，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黑皮肤同胞真正摆在平等的起点上。
这种根植于政策和社会的双重排斥，让它在全球种族平等榜单上的位置，实在不怎么光彩。
俄罗斯的情况和以色列不太一样。
你说它刻意制定政策针对黑人？
倒未必。
但那份排斥感，却是历史和现实共同编织的一张无形大网。
时间倒流到苏联时代。
冷战剑拔弩张，为了在第三世界争取盟友和影响力，苏联政府热情地向非洲学生敞开大门。
莫斯科甚至专门成立了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现在叫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提供奖学金、舒适的宿舍，待遇相当优渥。
上世纪60年代初，非洲留学生每月能领到40卢布津贴——这在当时比很多普通苏联工人的工资还要高！
然而，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沟通的鸿沟很快引发了摩擦。
部分非洲学生可能不太适应严格的学业要求，加上年轻气盛，追求本地苏联女孩的热情举动，甚至用相对优渥的津贴大手笔购买礼物，引发了苏联本土男青年的强烈不满。
紧张氛围在校园内外弥漫。
1963年冬天，一桩悲剧彻底点燃了火药桶。
一名来自加纳的留学生埃德蒙·阿萨尔·阿多，被发现冻死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地里。
苏联官方调查结论是醉酒后意外冻死。
但这个解释无法平息非洲学生群体的愤怒和疑虑。
他们认定其中有种族仇恨的因素。
很快，约五百名非洲学生聚集在莫斯科红场，高举标语，高喊口号：“停止杀害非洲人！
”“还阿多公道！
”这场震动西方世界的抗议示威，最终以苏联政府调查后，强硬遣返部分带头学生而收场。
这个事件像一道深深的疤痕，烙印在苏非关系史上，也让种族间的信任跌至冰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价值混乱。
原有的意识形态崩塌后，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一度抬头。
黑人群体，尽管人数不多（大概在4万到7万之间，被称为“阿弗罗-俄罗斯人”），成了可见的“外来者”符号。
足球场上，向黑人球员扔香蕉这种赤裸裸的侮辱行为并非罕见新闻；街头巷尾，黑人同胞经常感受到陌生人异样的、审视的目光，甚至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叫出租车？
司机可能假装没看见径直开走；想进酒吧消遣？
门口可能找个借口把你拦住。
租房更是难题，很多房东一听是黑人面孔，电话里就直接回绝了。
在求职市场，简历石沉大海更是常态。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没有经历过类似欧美的大规模奴隶贸易历史，因此这种排斥不是源于历史罪责，更像是一种对“异质”文化的普遍疏离感和基于肤色的刻板印象。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讨论时就提到，在俄罗斯某些区域，这种排斥可能不那么明显，因为黑人实在太少，但整体氛围确实会让黑人感到格格不入。
外国媒体如BBC、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也多次报道过俄罗斯社会存在的针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现象。
国际人权组织甚至批评过其在乌克兰冲突期间对非洲学生的差别对待。
可以说，俄罗斯对黑人的态度，是一种沉重历史包袱与现实社会心态交织而成的“无奈”排斥，虽非官方政策，却真实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其中的黑人个体。
比起前两国的激烈冲突，日本对黑人的排斥显得更为“安静”，也更具有东方特色。
它深植于强烈的文化单一性观念和严密的移民管控体系中。
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
一些来自非洲的移民，拿着短期旅游签证进入日本，被非正式的经济部门所吸纳，在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从事着本地人不愿做的辛苦工作。
他们工资低廉，干活卖力，对于当时急需劳动力的日本中小企业来说，是“沉默的帮手”。
政府对此一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破灭，社会心态收紧，加上在日非洲人数量（包括合法滞留和逾期滞留者）可能达到了一个让当局警觉的规模——有说法称高峰时超过50万（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增长趋势是明显的），日本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990年，《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进行了修订。
这次修订有一个特点：它为具有日本血统的日裔南美人（主要来自巴西、秘鲁等）开辟了相对宽松的“定住者”通道，以满足制造业劳动力需求。
而对于遥远的非洲移民，大门却是收紧的。
申请签证的壁垒一下子高了很多，要求具备相当的日语能力证明、详尽的健康检查报告等，审核也变得异常严格。
许多语言能力稍弱的非洲申请者，就这样被挡在了门外。
与此同时，随着一些非洲移民群体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形成小型聚居区，当地居民关于治安、噪音和生活习惯差异的投诉也开始增多。
警察对这类社区的巡逻和盘查明显加强，有时会以维护秩序为由驱散人群。
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粗暴的强制驱逐手段（这不符合其行事风格），而是玩了一手“柔性劝导”。
他们与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合作，提供资金或项目支持，间接鼓励在日非洲人“自愿”返回祖国创业或发展。
这套组合拳效果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非洲人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回落。
比如，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来自加纳的在日居民（包括永久居民等）只剩下大约1900人。
这种排斥模式，其核心在于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单一民族”幻想和文化封闭性。
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感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主流对融入“异质”人群抱有天然的警惕。
而日本政府则通过精密的移民政策设计，实现了对特定群体（包括非洲人）的隐形管控和筛选。
有学者观察后指出，日本的种族主义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排斥，它不常表现为街头辱骂或暴力（虽然偶尔也有），而是体现为一道道无形的墙——政策的墙、语言的墙、文化的墙，让试图融入的黑人群体步履维艰。
梳理下来，以色列、俄罗斯、日本这三个国家对黑人族裔的排斥，路径截然不同，却最终导向相似的疏离感：
以色列是政策驱动型的系统性歧视。
从建国初期的工具化利用，到社会福利、执法、教育、就业等领域实实在在的制度性不公，再到惊世骇俗的生育干预事件，国家机器在制造和维系这种不平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其深层逻辑，是将犹太身份的“纯度”与肤色隐秘挂钩。
俄罗斯则是历史与社会情绪型的“遗留问题”。
苏联时期政治主导下的“友谊嫁接”失败，留下种族关系的伤痕。
后苏联时代社会失序催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又让黑人成为宣泄排外情绪的靶子。
这种排斥深深嵌入社会肌理，并非顶层设计，却无处不在（交通、租房、就业、安全），形成一种“无奈”的日常生活现实。
日本堪称文化封闭与政策筛选型的典范。
强烈的文化同质性偏好是其根基，政府则通过精心设计的、带有倾向性的移民法规（如优待日裔南美人，严卡非洲人签证），辅以非强制的“柔性回流”政策，实现对非裔移民规模的结构性控制。
排斥主要体现为政策和无形的社会接纳壁垒，而非频繁的街头冲突。
这些案例提醒着我们，种族平等绝非一句口号就能实现。
它可能被国家政策法典化，可能被沉重的历史包袱拖累，也可能被看似温和却无比坚固的文化壁垒所阻挡。
对于黑人旅行者或考虑前往这些地区的移民来说，了解这些潜在的挑战和排斥模式，做好心理准备，是必要的一课。
当然，世界并非一成不变。
全球范围内，追求种族平等、反对歧视的声浪从未停歇。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在反思、在调整。
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在难民融入政策上的艰难探索，北美社会围绕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持续辩论和局部改革。
就在去年，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相关机构还在推动新的反种族主义倡议框架。
消除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结构性排斥，道路漫长且荆棘密布。
以色列、俄罗斯、日本的故事，是警钟，提醒我们这条路有多曲折；也是参照，让我们看清不同社会形态下排斥的多样面孔。
或许，只有持续地直面这些“扎心”的现实，倾听被排斥者的声音，拆解那些或明或暗的壁垒，我们才能一步步迈向一个真正包容多元的全球家园。
毕竟，肤色从来不应是衡量尊严与机会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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