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公安部长谢富治浮沉录

谢富治，开国上将之尊，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彼时，他身兼数职，既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又履西南军区副政委及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之要职，其工作重心已然转向地方领域。

当时担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并主管授衔事务的宋任穷，在其回忆录中曾述及：

“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寥寥数人，因其特殊情由而获军衔。至于那些已转至地方工作的同仁，即便包括驻外大使在内，亦未曾被授予军衔。”

1981年1月23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发布判决书，编号为特法字第一号，明确将谢富治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

那么，谢富治是如何从一位开国上将沦为反革命集团头目的？

01

抢先批邓“受重用”

谢富治（1909—1972），湖北黄安（现红安）人氏，出身于贫寒之家，早年从事木匠一职。1930年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在建国前，他曾担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卓越力量。

在众人眼中，他素以诚实与谦逊著称。1959年9月，谢富治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接替罗瑞卿的职务，直至1972年3月，他成为自建国以来担任此职位时间最长的部长。

陈谢兵团：陈庚、谢富治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谢富治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辞十分激烈的讲话，翌日更是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刘少奇，并涉及到了邓小平。

弯子太急，多数人思想不通。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数次会议，对刘、邓二人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身为非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其活动异常频繁，她鼓动了一批人率先向刘、邓发起攻击。

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了。

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甚为满意，对其“批得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她对陶铸未能将谢富治的发言纳入会议简报，仅限于小范围分发，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自此，在“批邓”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谢富治，赢得了江青的青睐，进而受到了她的重用。

在本次会议的议程中，谢富治同志荣获补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踏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行列。

根据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职的傅崇碧将军在“文革”初期的回忆，

起初，谢富治常遭受江青的指责，甚至被剥夺了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资格。

陈伯达后来对谢富治言道：“江青同志对你的批评，实则出于对你的关爱，这恰恰证明了你是一位优秀的同志。”

凭借陈伯达的这一言论，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让谢富治出席了会议。

谢富治得意洋洋地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并向傅崇碧（此时谢富治仍担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传授心得。

对江青同志要尊敬，双手握手。

傅崇碧愕然。

傅崇碧曾劝谢富治关于批邓问题。

“往昔，邓小平同志曾直接领导于你，对您关怀备至，邓公之为人，您应当颇为熟悉。邓公曾研读《毛泽东选集》。至于您所提及的这些问题，我却是闻所未闻。”

谢富治的面容瞬间阴沉下来，摆出一副资深上级的威严姿态，道：

“你没听过的多了。”

在当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说：

“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

谢富治进一步提议，将受批评者的失误公开于更广泛的范围内，至少应在县团级以上的层级进行公示与批判。

谢富治所提出的这一构想，实质上旨在将批判刘、邓的运动扩展至整个社会层面。

一个多月后，张春桥策划并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掀起了一场名为“十二·二五大行动”的风波，随之而来的是，抨击刘、邓的大字报如狂风骤雨般遍布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自1967年以来，得益于谢富治的显著成就，他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以及北京卫戍区首位政治委员。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彼时，他荣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职，同时跻身中央军委领导行列，担任军委办事组成员要职。

军委办事组的领导层由黄永胜担任组长，吴法宪出任副组长，成员阵容包括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以及谢富治。

1971年1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在众多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仅有两位堪称优秀，分别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与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

谢富治的言论凸显了他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核心角色。

我国报纸历来注重排列顺序的严谨。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毛主席与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名单中位列第21位。而到了次年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与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庆国庆》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已上升至第16位。再至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毛主席与全国工人代表及首都军民共庆国庆》报道中提及：

与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庄严检阅的，还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同志。

紧随其后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杰出人士。

自周恩来至温玉成，实则均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核心成员。在此名单中，谢富治的排名一跃升至第九位。

02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凶手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

1966年12月18日，中央召开了一次碰头会议，针对部分揭露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据此作出决定，成立专项小组对相关情况进行审查。

鉴于刘少奇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主席，身份尊崇，不宜直接参与审查，因此先行成立了以王光美为核心的专案组，对外则称之为“中央办公厅丙组”。

谢富治出任“王光美专案组”的负责人，成员包括江青、萧华、叶群，并由陈伯达担任顾问。

不久，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遭受了倒台的命运，而陈伯达的所谓“顾问”职务，实则并未真正履行。谢富治尽管名义上是组长，却始终将组员江青的意愿视为“圣旨”，江青遂成为专案组的“至上权威”，对一切事务皆要过问，对所有命令均需遵从。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戚本禹回忆称，当时此项任务由康生负责。尽管中央并未正式下达成立刘少奇专案组的指令，然而在具体操作中，江青、康生和谢富治却秘密组建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刘少奇专案组”。

同年五月，虽已口头宣布将“王光美专案组”更名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然而直至1968年4月中旬，刘少奇相关的文件与报告仍旧未采用“刘少奇专案组”或“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称谓，仍旧沿用“王光美专案组”的署名。

这一奇特现象，揭示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内心的恐慌与不安。

诬陷王光美，实则旨在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曾多次向专案组明确指出：“刘、王二人同案，不可分割。”他们把王光美定性为“美国特务”，从而使得刘少奇也背负上了“美国特务”的罪名。

谢富治于1967年10月向专案组成员发表讲话时强调：所有被纳入专案的人员，均系反对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徒。我们必须与他们展开坚决且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可施行仁政。对敌人的宽容，便是对我们同志的残忍。

1967年7月18日，北京及全国各地上百个群众组织汇聚中南海西门，共同组建了“揪刘火线指挥部”。此举迅速动员了数十万民众，他们纷纷围困中南海，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运动。

作为“揪刘火线”行动的最高领导者，谢富治于7月26日与8月2日，先后两次亲临前线，与戚本禹并肩，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这一支持直至刘少奇住所被查抄，方才结束。

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揪刘火线”被迫撤除。

谢富治得以攀升，全赖其紧随江青左右。在关键问题上，谢富治总是唯江青之命是从。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审阅“王光美专案组”提交的报告中，批阅道：

“在处理大叛徒刘少奇同志的案件中，江青同志亲自担纲，主导了主要工作。自此，对于所有重要事项的汇报与请求，均需先行直接向江青同志报告。”

谢富治、江青、康生等一众要员直接操控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致使该机构沦为专门炮制伪证与假证的机构。

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办公会议中发表言论道：

关于刘少奇自首叛变的疑虑，约莫有七八分可信；陆定一的叛变与自首，亦属八九不离十，或许他亦隐藏着内奸的身份。

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显然是建立在推测而非确凿证据之上。

1968年9月，谢富治领衔的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汇编出三份所谓的“罪证材料”，并将它们呈递至居住于钓鱼台11号的江青女士手中。

在江、康、谢三人的精心策划下，钓鱼台紧张地完成了对三份逼供所得“罪证材料”的综合改写，最终形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最终由张春桥进行修改并定稿。

在10月13日至31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便是审议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所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极端异常的情况下，全会上通过了《审查报告》，并做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剥夺其党内外所有职务”的严重错误决定，此决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大的冤案。

03

反“二月逆流”人物

自“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对老干部进行残酷迫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均表现得格外积极。

1967年二月，谢富治参与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图谋推翻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一代革命先辈。

自2月8日起，周恩来同志于中南海的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集中探讨“抓革命，促生产”的相关议题，会议频率为每隔两三天举行一次。

在2月11日的会议中，叶剑英激愤地拍案而起，严厉指责中央文革派别扰乱了军队的秩序。

徐向前拍桌言：

“军队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如此任意削弱军队，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放弃这一重要支柱？难道我们自身的能力不足以胜任？难道我们要让蒯大富这样的人来掌管军队？”

谢富治插话说：

“军队非徐向前所有。”

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面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老干部的诬陷与迫害，以及对党和军队的扰乱行为，展开了坚决而正义的斗争，彰显了大义凛然的气概。

这些资深同志秉持正义进行的抗争，却遭到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的诬蔑，被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

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她说：

“谢富治独树一帜，毅然站在了‘正确路线’的一边，这种坚定与稀有，实属难得。”

这也使谢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当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时，谢富治成为找徐向前谈话人之一。

自2月25日起至3月18日，怀仁堂内共举办了七场“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通称“二月逆流”）之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发起了猛烈的围攻与批判。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中，谢富治紧随张春桥之后，对老帅们发表评论：

“你们的行为背离了党的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这是对革命成果的公然挑战，是对历史倒退的顽固企图！”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于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

谢富治由此跻身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行列。

此次“碰头会”汇集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内，此外，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亦出席，总人数达12位。

谢富治，除周恩来外，乃国务院领导层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1967年春季之初，我国军委在京召开了一次规模扩大的会议。谢富治将军亦出席了此次盛会。

于11日的会议中，徐向前对执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已逾三月的工作进行了自我审视与反思。

陈伯达率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谢富治紧随其后，将话题进一步升级，宣称：

“徐向前问题不止这些。”

徐向前回答说：

“富治同志，我已经坦白承认了错误的路线，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难道真的要把我定性为叛徒或特务？”

1968年三月，林彪及其同伙密谋发起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该事件中，谢富治不幸沦为“受害者”。

3月24日晚，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领导同志齐聚人民大会堂，热情接待了驻京的机关部队成员，共计一万余人。在会上，林彪发表讲话。

“……近期，空军内部出现杨成武与余立金相互勾结，意图篡夺空军领导权，并意图推翻吴法宪的领导地位；同时，杨成武亦与傅崇碧有勾结，目标直指谢富治……”

这显然是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诬陷之辞，谢富治与吴法宪不幸成为了“杨、余、傅事件”中的所谓“受害者”。

在1980年10月13日至31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会议从组织层面完成了对刘少奇的最终打倒，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在此过程中，谢富治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活动中表现尤为积极，不甘于居于人后。

“数位高层领导在发言中直指文化大革命之弊，京西宾馆内掀起一阵批判的风潮，国家领导人李富春的住所亦成为焦点。随后，这两个焦点似乎有所交汇。”

朱德同志自井冈山时期伊始，便对毛主席持有异议。谭震林同志、朱德同志与陈毅同志曾联合行动，将毛主席逐出军队。

陈毅同志曾担任朱德同志的参谋长。此二人同属应受批判之列。

谢富治率先对陈云发难。

“回顾过往，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多次邀请他发表见解。他坚持认为，若无实地调查，便无权发表意见。紧接着不到一个月，他便提交了一份题为“黑报告”的文件，该报告对主席的领导、大跃进政策以及总路线提出了批评。”

“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谢富治的卓越表现使得他得以持续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并决定委派康生、张春桥和谢富治三人组成领导小组，以负责此次党建工作的领导任务。林彪事件爆发后，谢富治依然被纳入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行列。

04

夫妻共批斗“走资派”

1967年8月15日，在外事系统内部，一群造反派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操纵下，秘密召开了旨在批判陈毅的预备会议。

会前，外交系统的一派在外交部门前举行静坐绝食，要求揪出陈毅，称之为“安营扎寨”。

周恩来屡次敦促谢富治前往劝慰学子们撤离，强调以国家外交的整体利益为首要考量。

谢富治到现场，却加剧了事态。

“你们的革命举措堪称典范，我对其表示坚决的支持！”

形势更糟。

周恩来竭尽耐心，反复劝诫“造反派”切勿将陈毅推倒，并应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谢富治竟在会议上操控局面，公然煽动民众对陈毅进行诋毁。

周恩来质问谢富治。

“若陈毅同志名声受损，那么谁能胜任外交部长一职呢？这恐怕非谢富治同志莫属。”

谢富治不予理睬。

在批判陈毅的那日，周恩来因处理外事事务先行离场，谢富治便落座于陈毅之侧。

批判的口号声愈发激昂，有人竟跃上讲台，猛地抓住陈毅的衣领，高举双手欲行殴打，而谢富治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

台下的驻外大使，归国未久，目睹现状，不禁厉声向谢富治质问道：

“谢富治，为何你不加理会！谢富治，为何你置之不理！”

谢富治装聋作哑。

动手者愣住了。

警卫忙搀扶陈毅至后台。

大使气愤地表示：

“原本同属一支部队，谢富治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

继杨、余、傅事件发生之前，每逢造反派对陈毅进行批斗，周恩来均亲自出席，并特意邀请傅崇碧一同参与。

某日，一群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对陈毅进行批斗。陈毅遂向傅崇碧询问：

“今天还有谁来了？”

傅崇碧回答：

“还有谢富治。”

陈毅幽默真诚地表示：

“今日本是我在请客，特意挑选了回锅肉这道佳肴。吃饱了肚子，方能更好地面对接下来的批斗。”

陈毅请谢、傅吃饭，直言道：

“我，陈毅，虽然他们要求我进行检讨，我亦已照办。然而，他们坚持要我说出些什么，我便照他们的要求去讲。”

我未曾对毛主席持有异议。曾几何时，在红四军前委期间，党内斗争导致毛主席被排挤。在向中央汇报此事之后，我深感不妥，于是亲自将毛主席迎回。

彼时，我确有不足，脑海中充斥着陈旧观念，然而我对毛主席并无异议。

傅崇碧说：

您的最新成果颇丰，无论是在军界内外，还是在老干部群体中，您的声望都极为崇高。

“文革让我陷入了困惑，毛主席以前发动运动，对干部进行清查和批评，都是有的放矢的。然而，如今却将老一辈都推倒了，这让我难以理解。”

张茜、陈毅、周恩来、邓颖超

谢富治当时并未开口，然而稍后，他却向江青举报，指控傅崇碧与陈毅同行，对“文化大革命”持有误解。

在“文革”期间，谢富治的举止亦对妻子刘湘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湘屏，一位历经战火洗礼的资深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太行山区屡经生死考验，险象环生。在“文革”动荡岁月，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荣任国务院卫生部部长一职。

1967年8月19日，一场批判谭震林的集会于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因临时事务不得不离场，在离去之际，他反复叮嘱众人，务必以文斗而非武斗的形式进行。

周恩来尚未离去，刘湘屏便迅速登上舞台，径直朝谭震林走去。

昔日，她曾在谭震林领导下的农林部门效力，谭震林对她而言，曾是尊崇的长辈。然而，此刻她声泪俱下，竭力控诉谭震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镇压罪行，言辞间充满了污蔑之词，且歪曲事实。她言语嚣张，情绪激昂至极，甚至挥动手臂，对谭震林连扇了两记耳光。

在她的引领下，几位身材魁梧的壮汉纷纷跃上舞台，将谭震林的双臂紧紧扭住，进行“喷气式”的拷打，拳脚交加，肆意施暴。其中一人更是将谭震林踩于脚下，毫不留情。

谭震林述说当时心情。

“此事，我终身难忘，它对我的人格构成了极大的侮辱！”

在谭震林的眼中，那些尚不懂世事的年轻之辈对他所犯的无礼之词，他尚能宽容；然而，对于刘湘屏这样投身革命多年、同甘共苦的战友，若是对其进行侮辱，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宽恕。

05

炮制《公安六条》致冤案

谢富治主要负责公安系统的工作，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亦最为显著。

1966年12月，谢富治制订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化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亦称《公安六条》。

谢富治以谦逊的姿态致信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同仁，坦言：“鉴于我们水平有限，实在难以创作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恳请各位同志鼎力相助，共同完成这项写作任务。”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正式行文发布《公安六条》。该《公安六条》的实施导致了众多冤假错案的涌现。

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在现实的工作场景中，这一标准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不满亦被定性为“反动行为”，并要求“依法予以惩处”。

谢富治起草的这个文件，不仅使人们不能对毛泽东和林彪有一句不满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不满的言行，稍有不满便治以重罪。

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

“联动”运动高举起“打倒谢富治”的旗帜，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期间，连续6次挺进公安部。

谢富治遵循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下达了抓捕令，相继拘捕了400多名“联动”成员，并将他们监禁于狱中。他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咬牙切齿地宣称：

“‘这所谓的“联动”实为一群反动分子，我定会严惩其中数人，以儆效尤，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与谢富治合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导致大批干部与群众遭受了残酷迫害，造成了逾一万人无辜丧生。

在二月，康生与谢富治联手，制造了针对内蒙古的“内人党”冤案。所谓的“内人党”，指的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该党成立于1925年，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在大革命遭受失败之后，该党便已不复存在。

但康生说：

军队内存在内人党，问题严重。

谢富治也附和说：

“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

在这起冤案中，逾34.6万人遭受了诬陷之害，其中1.6万人不幸命丧于非命。

二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遣了两名成员前往青海的一所监狱，对一名涉案人员进行提审，旨在深入调查姚文元的父亲——叛徒级文人姚蓬子的过往历史。

犯罪分子详尽地揭露了姚蓬子投敌变节及投身特务机构的经过，并附上了相关证明文件。

在递交材料并请求看守员盖章的过程中，发现内容涉及姚文元父亲的相关问题。此举被视作是对姚文元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于是立即向青海公安厅进行了汇报。随后，两名调查人员被采取了禁闭措施。

谢富治接到了来自青海的电话，顿时怒火中烧，即刻将已批准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紧急召见，对他进行了一通严厉的斥责。

“姚文元之父，你竟敢轻率应允他人调查，胆子如此之大，你难道不想继续担任副部长之职，难道不顾及自身安危？”

随后，谢富治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乃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是针对革命的反动势力所策划的险恶阴谋。

两名外调人员被拘捕，随即搭乘飞机被押送至北京。上海师范学院负责的专案组随即被撤销，相关涉事人员亦被实施隔离与审查。

此外，姚蓬子的资料已被妥善封存于专用保险柜中，并运送至四川的档案库储存。严格规定，未经部领导小组的正式批准，任何人均不得擅自查阅这些资料。

七月，遵照江青与康生的指令，谢富治从公安部调集了七百余人，负责对历史档案进行彻底清查。面对参与工作的同志们，他这样说道：

“清档旨在挖掘党内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81年1月23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发布的判决书，以特法字第一号文号明确指出：

“同年（按：1968年）十二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

传单中仅对周恩来予以赞誉，宣称当前局势之所以仍存一线生机，实乃得益于这位日夜辛劳的总理，他艰苦支撑着国家大局。

这张传单一经在北京现身，便迅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主导下的公安部的极大关注。

谢富治视其为无价之宝，遂即刻召集公安部的一众专家，全力投入破案工作。

11月24日，天津迅速破获此案。

信函出自天津某煤球厂的一名工人之手。他坦诚地表示，自始至终，完成整个任务的过程中，皆是他个人的独立劳作，并未有他人介入。

经公安人员对笔迹与油印机进行详尽鉴定，已明确确认此乃该人之手笔。原本，此案理应画上句号，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

1968年4月28日的午后，陈伯达与谢富治于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中，亲自接待了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陈伯达发表言论道：

“拘捕了几名煤球工人，但他们对于党的政策并不了解。这不行。我的看法是，你们所做的不算真正破案。正如富治同志所强调的，你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追查，务必严肃认真，务必追查到底，不论结果如何，都要一追到底。”

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

“势必要勇往直前，简言之，不论如何，只要能够抓住机会，那便是成功。”

谢富治直言：

“根源是刘、邓的黑司令部成员！”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伪中央书记”是朱德，“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见供词如获至宝，立即指示：

“你所汇报的信息至关重要，不容忽视，亦不宜盲目信任。若其确凿无误，将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

次日，急切下令：

“务必让她执笔成文，务必保证内容真实，而且要在明日完成，务必确保其质量上乘。”

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却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

谢富治至九大后仍对专案人员言：

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对于那些目前尚无确凿证据的情况，我们应下定决心展开斗争，即便是案犯的供述亦应纳入考量。我们必须警惕，防止因一时无法获取证据而错失将敌人绳之以法的机会。

切莫轻率地忽视问题，务必保持积极态度，避免消极情绪，更不可为敌人开脱，我忧虑你们陷入此类错误。

最终，此案无果而终。

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听说自己成为“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后，对家人说：

“让他们随意散播谣言吧。毛主席和恩来最深知我的为人，只要有他们相伴，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06

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伊始，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便精心策划，夺取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权。

1966年5月，谢富治派遣了一个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短短一个月后，工作组的人数激增至313人。

6月5日，一场汇聚了5000名公安干警的盛会于北京体育馆隆重举行。在此次大会上，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正式揭晓了北京市公安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阵容。与此同时，吴德书记亦宣布了对前任局长及其领导团队成员实施隔离审查和停职反省的措施。

谢富治讲话称：

“我们一直期盼着，那些背离党的原则的分子以及品行不端之人能够被剥夺职务，暂停其工作以进行反思。如今，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北京市公安局内，超过1600名民警遭受了不公的迫害，其中72人被捕并遭受了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谢富治与康生等人结伙，密谋并推动了对北京市领导权的篡夺。在此过程中，北京市共有13名领导干部遭受了诬陷与迫害，其中，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及副市长吴晗等人均未能幸免，最终惨遭迫害至死。

谢富治鼓动造反派掌管公安。

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来共同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在这场会面中，谢富治突发异想天开，向他们提出了：

“能否考虑设立一个试点项目，将西城公安分局纳入统一管理，由贵方负责执掌？”

周恩来怒斥谢富治。

“正如您所提及，我无法赞同这一观点！此事并非由您独断专行所能决断，我亦不能擅自作出决定。此类重大事宜，需提交政治局常委会进行讨论，并需获得主席的正式批准。”

谢富治还独出心裁，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保卫部合并，改为卫戍区政治部的一个部，因毛泽东不同意才作罢。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步入军事管制阶段，时任军管会副主任的刘传新，因得谢富治的信赖，实际上掌握了军管会的核心权力。

在谢富治的指使下，军管会相继编造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与《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文件，对公安局进行诬陷，称其为“彭真、刘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施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以及分（县）局长在内的众多人员，均为特务、叛徒和三反分子”，“整个公安局内存在超过1000名坏分子”。

此外，谢富治亦责令全国加速摧毁公、检、法的进程。

周恩来对此深感忧虑，于接见山西代表之际，直言不讳地指责了谢富治的所作所为。

“公安部剥夺了所有局长的权力，仅留下谢富治一人，如此安排如何开展工作？这等于是采取了一种挖心策略。”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两位在“七二O”事件中崭露头角的“英雄”，分别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造反演讲。王力在会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之际，鼓动群众夺取外交部权力，并号召推翻陈毅，此举引发了外交部内部的剧烈动荡，最终演变成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风波。这场演讲被后人称为“王八七讲话”。

在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会上发表了被称为“谢八七讲话”的演讲，公然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激烈口号。

1968年四月，谢富治指使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草拟了《关于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从事特务间谍活动情况之报告》。在报告中，其对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恶意指控，称其“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从事间谍特务活动”，并坚称其为“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力”的“反革命集团”。

《报告》中指出：“市公安局所涉及的特务间谍行动，实乃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下，备受其激励与鼓舞。此次行动，正是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领导下，严格遵循美蒋的指令而展开。”

《报告》一经上报中央，便在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行动的依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谢富治的煽动与支持下，“砸烂公、检、法”这一口号迅速成为造反派中的主流呼声，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公安机关陷入严重的瘫痪状态。

在“文革”时期，谢富治犯下的种种罪行中，尤以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影响最为深远，其造成的破坏性亦最为严重。

在公安部，谢富治与康生共谋，编织了“以罗瑞卿为头目的地下黑公安部”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将有225名干部和工人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及“走资派”，其中47人被逮捕并监禁。

公安部内部，除副部长李震与政治部主任施义外，其余所有副部长、正副局长以及绝大多数处长均已被捕或拘押，其中部分人甚至遭遇了不幸的迫害，以致丧命。

尽管周恩来愤然指责谢富治的举动为“剜心之策”，然而谢富治依旧召集公安部处级以上干部，宣称“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随后，周恩来屡次敦促谢富治释放部分公安部干部重返工作岗位，然而谢富治却置若罔闻。

全国公、检、法机构遭受非法占领，监狱亦受到严重冲击，更有甚者，竟有人鼓吹“开锁寻左派”，广大公、检、法工作人员遭受无情批斗与迫害。

据数据显示，“文革”期间，除西藏地区外，全国范围内的公检法系统共有超过3.4万名工作人员遭受了打击与迫害。在这其中，有1200余人被迫害致死或被打死，3600余人被打伤致残，另有1300余人被拘捕并判处刑罚。

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谢富治对法制的尊重几近缺失。

1966年8月，北京率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一股打人、抄家的恶劣风潮迅速席卷全国。

在8月18日的讲话中，林彪激励红卫兵勇敢地发起“大破四旧”的运动。

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座谈会中，竟发表惊人之语：

“对于那名导致他人死亡的红卫兵，是否已被判刑入狱？在我看来，既然事情已发生，便无需过多关注，我们对此并不关心。”

“若将行凶者拘禁或逮捕，此举恐将导致误判。”

于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扩大局务会议上，谢富治再次表示：

“过往既定的规范，无论源自国家还是公安机关，皆不应成为束缚。”

“民警应与红卫兵站在同一阵线，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系，增进彼此间的感情，并向他们提供情报支持。”

在谢富治的煽动之下，"破四旧"行动中，街道干部与派出所干警引领，红卫兵涌入其中，挥拳殴打、抄没家产，而警察则在一旁袖手，仅是防范被打者进行反抗。

在谢富治的煽动与纵容之下，北京地区发生致死事件的情况尤为严峻。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

自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11日，应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公安部成功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作了重要讲话，传达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一经传扬，众多领导干部及业务精英相继重返部机关，公安部亦随之恢复了与各地公安机关的联系与业务指导工作。

07

结 局

在“文革”期间，谢富治劣迹昭著，但因健康问题未能持续对社会造成危害。

1970年，谢富治被确诊为患有胃癌。自此，他的公众活动显著减少。同年6月，他将其所担任的公安部职务转交给了李震。

9月10日，恰在九届二中全会落幕的翌日，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以下决议：

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等十二位同志常态参与议事活动外，今年在面临重要政策议题时，还计划邀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位同志参与讨论；而目前正处于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两位同志，则不在此通知之列。

谢富治此时身体明显不支。

1972年3月26日，我国著名政治家谢富治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63岁。

3月29日，谢富治同志的追悼大会隆重举行，期间，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地均降半旗以示哀悼。悼词中深切地表示，谢富治同志的离世是我国党和军队的重大损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对谢富治、康生展开审查。至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生、谢富治的审查报告，决定将二人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公之于众，并随即撤销了他们的《悼词》，同时予以开除党籍。

谢富治的骨灰被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那面覆盖其上的党旗亦随之被揭去。

1981年1月23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发布的特法字第一号判决书明确指出，谢富治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16名首要分子之一。

谢富治虽已离世，但其行径却未能免于人民的审判，终被永恒地刻在了历史耻辱的碑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