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毛主席曾找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借过钱。那时，徐海东二话不说，从自己仅有的7000块银元里，拿出5000块给了中央红军。所以，毛主席高度赞扬徐海东，称他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其实，这笔钱让中央红军维持几天的花销还是够的。不过，等各路红军都聚集到陕北，近四万人的队伍，日常开销大得简直难以想象。
此刻，红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先说外部，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援在1935年就已中断。再瞧瞧内部，抵达陕北后，当地物资稀缺得厉害，偶尔靠打土豪分点东西过活，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文件选编》里曾这样记载：延安的中央机关好几次都没粮吃了，只能靠打土豪来暂时缓解困境。
此刻，毛主席正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跨过这道坎儿。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他清楚，宋庆龄一直是我党的挚友，而且在国民党里，她是极少数力挺“左派”的大人物，只要把难处告诉她，她肯定会帮忙的。
为此，毛主席特意给她去了一封信，想请她帮忙向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借上5万美金，好让红军用来抗日和应付其他各项花费。
宋庆龄读过秘密转交的毛主席来信，意识到红军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笔钱无疑成了挽救危局的希望。她轻声向送信人承诺会全力以赴，后来也确实兑现了诺言。
没多久，一批批粮食、军需品，还有大笔资金陆续抵达延安，解了红军的燃眉之困，让中央局势稳了下来，紧接着便启动了东征计划。毛主席对宋庆龄的鼎力相助，感激之情简直难以言表。
前面说过，那笔钱在当时简直是个难以想象的巨款。那么，这笔钱真是她托弟弟宋子文借来的吗？其实并非如此。
1969年3月17号那天，宋庆龄故居管理处得到了一份特别的捐赠物，是宋庆龄写给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大女儿廖梦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没寄出去，信里写着：“那笔钱，我是用老房子做的抵押，具体的事儿没跟对方说，别让前线的人分心。”
正是这句简单的话，让我们知道了几十年前宋庆龄是怎样在短短两个多月里，为红军筹集到5万美元的具体经过。没错，就像她在给廖梦醒的信里说的，她把和孙中山在上海的旧居抵押了出去，最终从汇丰银行贷到了款。
其实，毛主席并不清楚，他写信给宋庆龄，想让她劝宋子文借五万美金给红军的时候，宋庆龄早就和宋子文没了联系。所以，她根本没法找宋子文，更不会跟他提借钱的事。
若要详细说明资金筹措的具体经过，得先谈谈宋庆龄的收入来源。她的收入主要分两块：一块是广东省政府给孙中山遗孀发放的抚恤金，另一块则是她演讲或写作所得的报酬。
她原本打算一次性把遗属抚恤金全取出来，再添上自己手头的积蓄来凑齐所需款项。可没想到，那时省币的信誉太差了，没有一家银行肯帮她把省币换成美元，这个办法也就泡汤了。
没办法，宋庆龄只得另想办法，打算凭自己的信用去贷款。她拿出和孙中山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居住时的房产证明，直接抵押给了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在满足了银行诸如一次性付清利息等严苛要求后，她终于从银行拿到了五万美元面额的现汇支票。随后，这笔钱通过秘密途径送到了延安，她还给毛主席写了回信：“钱已按您的意思安排好，不必再挂心。”
话说回来，直到1954年毛主席让中央把钱还给宋庆龄时，她还是没说这钱到底从哪儿来，自己又付出了多少心血……
直到1969年，毛主席看到廖梦醒转交的关于捐助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的信后，才弄清楚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他动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宋先生这是用她和孙先生的房子，换来了我们的生机，往后绝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
这笔钱，不仅镌刻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里，更深深印在了全国人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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