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朝鲜人眼中的“清代中国”

众所周知，古代朝鲜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

比如在元朝，高丽一直是“藩属国”与“驸马之国”；在明朝，双方一度保持着“恩同父子、义则君臣”的密切关系。

不过，明清易代的历史事实，使得朝鲜君臣与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双方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但在思想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渐停滞。等到了19世纪末，朝鲜人的“中国印象”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朝鲜人的“中国观”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朝鲜人的“中国观”都呈现着什么样的特色？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进入16世纪后半叶，明朝民生凋敝、吏治腐败以及军备废弛的情况愈演愈烈，国力衰弱的大趋势已经无法避免。

可即便如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明朝统治阶层不仅未能正视自己由强变弱的残酷现实，还紧紧握着传统的“华夷观”不放，甚至扬言“控虏制夷如狸戏鼠，如虎戏驴，玩之股掌之中”，但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努尔哈赤的“朝鲜对策”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统一了整个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以北女真诸部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誓师，正式向明朝发起了挑战。

为了避免陷入双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努尔哈赤在起兵之初，一直对朝鲜采取拉拢政策。比如他曾多次派遣使臣赶赴朝鲜，希望对方能与明朝脱离关系并与自己后金结盟，但后者一直不为所动。

比如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朝鲜光海君遣使至后金，并在呈递的文书中阐述了自己“不能背叛明朝”的理由，即“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父之言，子敢违乎！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

对于朝鲜官方的顽固态度，尽管一度让努尔哈赤非常不爽。但纵观其一生，一直没有制定过讨伐朝鲜的军事计划。

2）什么是“丁卯之役”？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死。九月一日，他的四子皇太极被推举为汗，自称“天聪皇帝”。

次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以“朝鲜屡世获罪我国”与“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为由，特派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兵讨伐朝鲜，这便是朝鲜历史上的“丁卯之役”。

后金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义州、定州、郭山、安州、平壤、黄州与平山诸城，大批朝鲜军民被杀，幸存者也大多沦为俘虏。

资料显示，光是清川江以南六邑就有近5000名朝鲜人被掳走，处在主战场的清川江以北地区的损失人口更是不计其数。

见战略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皇太极决定“见好就收”。

三月初三，双方在江华岛订立盟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致朝鲜仁祖李倧的国书中指出，“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明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

不过李倧认为，朝鲜与明朝交往是“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更何况“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因而委婉拒绝了皇太极“与明朝断交”的提议。

于是，皇太极希望朝鲜能“去明年号”。原因很简单，朝鲜在致后金的书信当中，一直以“天启”落款，这让他感到非常不爽。不过，这一提议再度遭到了朝鲜人的拒绝。

见对方态度坚决，皇太极只得做出让步，最终与之达成了“不书年号，从揭帖式”的共识。

坦诚说，“丁卯胡乱”让朝鲜损失惨重。

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不仅要向后金输送大量岁币，还要开市于义州中江，并要在每年无偿输送2000石粮食并低价出售1000石粮食。

不过话说回来，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依然与“密切”相距甚远。

比如朝鲜向后金输送的“岁币”因为偷工减料，一度被皇太极勒令退回；朝鲜满口答应在会宁开市，却迟迟不兑现。当然，最令他感到愤怒的事情，无疑是朝鲜“一面向明朝称臣，一面主动与自己修好”的外交策略。

用发展的眼光看，双方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的和平。

3）什么是“丙子之役”？

明崇祯九年（1636）四月十一日，彻底击败了林丹汗的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祭天并“践天子位”，改元“崇德”，定国号为“大清”，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朝鲜使臣罗德宪等人参加了贺礼，但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因此被遣返回国。于是，清朝与朝鲜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了起来。很快，朝鲜内部分化出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一度吵得不可开交。

需要指出的是，仁祖李倧似乎更偏向于主和派。比如他在该年十月致清朝的国书当中委婉提出了和谈之意，但遭到了皇太极的严词拒绝。

见战事不可避免，李倧一面命令平安道等地修缮城堡，防备入侵；一面与明廷取得明联络，请求对方能够提供硝石与硫磺等战备资源。

十二月二日，完成了祭天仪式的皇太极，亲率满蒙联军从盛京（沈阳）出发，兵锋直抵鸭绿江畔，“丙子之役”正式打响。

面对久经战场磨砺的八旗铁骑，朝鲜各路军队一触即溃、毫无一战之力。形势危急，李倧只能于十五日逃至南汉山城。在被围困期间，他一直寄希望于各路勤王兵前来援救。不过，截至次年正月，各路援军均被击溃，“一无成功者”。

在苦苦支撑了四十多天以后，弹尽粮绝的李倧决定主动投降。正月三十日（2月24日），身穿蓝色染衣的他，在修筑于汉江南岸三田渡的受降坛上，向皇太极行使了三跪九叩之礼。

据《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李倧在礼毕之后，登上受降坛并坐在东侧，不仅接受了皇太极所赐酒肉，还在下坛以后主动穿上了皇太极所赐的貂裘，最终命人献上了明朝所颁国印”。至此，朝鲜正式沦为了清朝的“藩属之国”。

站在皇太极的角度看，“丙子之役”不仅彻底扭转了三面受敌的不利局面，而且直接形成了对北京的包围网。不夸张地说，这场战争可视为皇太极“一统中原”的前哨之战。

但站在朝鲜的角度看，“丙子之役”令当地经济几近崩盘。根据朝鲜方面的著述记载，除了庆尚道以外，其他各地均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兵祸，至少有50万朝鲜人沦为奴隶。

另外，朝鲜民众还承担着向清朝纳贡的义务，其数量远超“丁卯之役”结束后所制定的“岁币”额度。直到清军入关以后，这一数量才逐渐得以削减。

丙子之役结束后，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与凤林大君以及约50万朝鲜俘虏被押至东北境内。与此同时，洪翼汉、尹集、吴达济等三位主战派人士也被带到盛京处死。

晚年的李倧犹如“伤弓之鸟”一般，“无一分振作之气”，最终于顺治六年（1649）五月初八因病离世。在当下的韩国，他不仅被视为沉迷于权力、刻薄无情、罔顾百姓的昏君，差不多也是朝鲜历代君主中形象最差的君主之一。

1）为什么要“北伐清朝”？

顺治六年（1649）八月，仁祖的嫡次子、凤林大君李淏（1619—1659）在接受清廷册封以后，成为新的朝鲜国王，史称孝宗。

据朝鲜史书中的记载，他“自幼气度豁达，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喜嬉游，举止异凡”，深得父亲的赏识。

在他前30年生涯中，不仅亲身经历了八旗铁骑对朝鲜的两次武力征讨，还在“丙子之役”结束后被迫与长兄昭显世子等人“入质”沈阳，度过了长达8年的质子生活。

这段屈辱史，使得李淏在内心深处对清朝充满了敌意。因此，在他即位后，不仅一直将“反清”视为己任，甚至打算兴兵北伐，“一扫前耻”。

2）养兵千日，为北伐做足准备

顺治七年（1650），孝宗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与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

次年，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守卫都城的“御营军”力量。截至顺治九年（1652），御营军的人数已经扩充至21000人，并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顺治十年（1653），再度任命李浣为训练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训练都监，即负责拱卫都城的中央军营的武装力量。

一年以后，这支军队的规模从5000余人扩充至7000余人。据说孝宗一度计划将之扩充到10000人，但因财政问题就此作罢。

另外，孝宗还对直辖的禁军进行了整编与扩充。具体而言，他将禁军三卫，即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合并为“内三厅”。与此同时，将600余名禁军全部改编为骑兵，并一度计划将禁军扩充到1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将在顺治十一年（1654）遭遇台风，被迫流落到济州岛的荷兰水手编入禁军，命令他们为朝鲜研制火器。在荷兰水手的指导下，朝鲜在三年后就研制出了“新制鸟铳”。

在举国加紧备战的同时，孝宗还对南明寄予了很大希望，甚至一度打算派遣使臣渡海与之联络，策划“夹击清朝”的相关事宜。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成型。

3）什么是“北伐论”？

顺治十五年（1658），朝鲜组建了一支名为“别破阵”的炮兵部队，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孝宗最为倚重的能臣金堉（1580—1658）于九月初五日因病去世。

为了筹划北伐事宜，他再度起用宋时烈（1607—1689）等“反清派”士人入朝为官。其中，宋时烈被任命为吏曹判书。

顺治十六年（1659）三月，孝宗特意单独召见宋时烈，并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北伐计划”。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在朝中大臣当中，只有宋时烈是唯一值得共同商议北伐事宜的人。

孝宗认为，清朝的统治将会很快陷入崩溃。

首先，皇太极兄弟众多，但顺治帝兄弟稀少；其次，皇太极治下一直人才济济，但如今的清廷重臣大多是资质平庸之辈；第三，皇太极崇尚武事，当下的清朝日益汉化，武事渐废；第四，顺治本人“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

对于北伐的可行性，孝宗给出了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北伐一定会得到中原豪杰义士会群起响应；其次，清朝不尚武事，辽沈防备空虚；第三，朝鲜向清廷所贡岁币都在辽沈，北伐期间可资军用；第四，丁卯与丙子胡乱后，清朝境内有数万朝鲜俘虏，他们可以成为内应。

另外，孝宗还计划在“十年之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这样，一旦清朝爆发内乱，朝鲜就可以迅速集结重兵越过山海关，南下进攻清朝。

但令他倍感失望的是，宋时烈自始至终都在重申“格、致、诚、正”与“养民足食”的重要性，对于“北伐论”并不感冒。简言之，这场对谈并未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同年四月，愤懑不平的孝宗的鬓角上长出了一块可怕的脓包，并在不久后蔓延至脸部，“不能开眼”。一个月后，“壮志难酬”的他带着抱憾离世。不久，世子李棩（1641—1674）即位，即朝鲜显宗。

对于“北伐论”，韩国学者车文燮认为：

孝宗是一位平生专念北伐、努力扩充军备的君主。但不仅国际局势没有好转，而且作为后盾的财政也亏空，所以，朝臣们主张现实的财政重建优先于军备，与孝宗意见不合，这种乖离现象不时出现，而北伐之意也未能实现。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宣告灭亡。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城。十月初一，时年6岁的顺治皇帝在皇极门向颁布登基诏书。至此，清朝正式定都北京，并开启了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对于中原知识分子而言，“明清易代”的现实犹如天塌地陷；对于朝鲜知识分子而言，则是文化信仰的坍塌。

1）“剃发易服”与“小中华”意识

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六，清军进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几天后的六月初五，多尔衮发布谕旨，要求“江南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正式在当地推行剃发令。

十天后，清廷通告全国军民无条件剃发，要求“限公文到达的十日内完成剃发，违令者死；地方官员如果上奏予以反对，杀无赦”。

对于多尔衮制定颁布的“剃发易服”政策，朝鲜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对此，部分朝鲜知识分子们心有余悸地表示，“出生在清朝是一种不幸，出生在朝鲜是一种幸运”。

比如学者金元行（1702—1772）认为：

人不为女子而为男子，不生于今之中原而生于我东，肢体完具而不病，耳目聪明而不塞，顶天立地好个身，岂可虚过了一生？须识得为人之道，行得为人之事，方是真个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不仅公然宣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彼人之尊敬我，以有华制也”，还将朝鲜称为“东国”，俨然一副“中华继承人”的姿态。

对于部分朝鲜士人以“东夷”自居的行为，学者金履安（1722—1791）表达了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然吾方仆仆然自以为夷，而名彼中国。呜呼，吾言非邪！”

对于朝鲜的发展史，学者李种徽（1731—1797）认为：

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成为华夏。尽管新罗和高丽一度沦为夷狄，但如同中原王朝经五胡乱华仍为中国一样，朝鲜的东夏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很快，这种文化层面的“优越感”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大国意识”。

比如学者尹愭（1741—1826）认为，只有朝鲜“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

坦诚说，这种自大心态不仅造成了普通朝鲜人对清代中国的无知，也明显助长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过度自尊”意识。

2）访华学者的“中国观”

在文字狱等政策的打压下，汉族知识分子们不仅完成了身份是转变，也不敢以“明朝遗民”自居。对此，一些出使清朝的朝鲜知识分子们，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观察与评价。

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者闵镇远（1664—1736）就曾与一位“明室后裔”进行了笔谈。

在论及衣冠问题时，这位“明室后裔”一度坦言，“见老爷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不过，在笔谈结束后，他不仅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张焚化，还“流涕呜咽，日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乾隆三十年（1765），出访北京的朝鲜学者洪大容（1731—1783）与浙江文人潘庭筠进行了笔谈。在洪大容的一再追问下，潘庭筠坦言，“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已经不再务实了。

对此，洪大容一度悲愤地表示，“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乾隆四十五年（1789）年，学者朴趾源（1737—1805）以“子弟军官”的身份，跟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为乾隆皇帝祝贺70岁大寿。

以此为契机，他不仅游历了北京和承德等地，并与多位中国学者进行了笔谈。回国后，有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将所见所闻汇编成册，即《热河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明确指出，“胡虏政权之于中华，皆属夺而据之”。这就意味着，清朝也属于“胡虏”中的一员。

鉴于此，书中充斥着大量讽刺与贬抑清廷与满人的文字。

在他的笔下，乾隆的皇五子永琪“诗酸寒，笔又削弱，乏皇王家富贵气象”；皇六子永瑢“面白而痘瘢狼籍，鼻梁低小，颊辅甚广，眼白而眶纹三围，肩钜胸阔，体躯健壮，而全乏贵气”。

值得一提的是，朴趾源还对乾隆本人进行了一番不留情面的“拷打”。

比如他直斥乾隆“君道日亢，猜暴严苛，喜怒无常；（乾隆）皇帝春秋高，多躁怒，左右数被鞭挞”，并将其赐予曲阜孔庙的御笔七绝斥为“诗拙”。

对于清廷推行的诸如“金非土产则蠲之，彩马衰小则免之，米苎纸席之弊世减其数，又诏永蠲正贡外别使方物”等“加惠”朝鲜的政策，朴趾源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些充其量是“恤小柔远之政”，只是“惠”而不是“恩”，本质上是“戎狄之性如溪壑，不可厌也”。

对于以顾炎武、朱彝尊等为代表的一代名儒也难以保全“故国发式”的史实，朴趾源极为愤怒地表示：

皇帝薙发，将相、大臣、百执事也剃发，士、庶人也剃发。虽功德侔殷周，富强迈秦汉，自生民以来未有剃发之天子也。

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祯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於犬羊也何观也？此乃第一等义理也。诚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

对于中国传统服饰的变化，朴趾源同样痛心万分：

演剧者蟒袍、象笏、皮笠、棕笠、藤笠、鬃笠、丝笠、纱帽、幉头之属，宛然我国风俗。道袍或有紫色而方领黑缘，此似古唐制也。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於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於斯焉。

实际上，他不仅在书中公然宣称“世运入于长夜，夷狄之祸甚于猛兽”，还鼓吹“天下有志之士，岂可一日而忘中国哉”，大声疾呼“用夷变夏，天下之大辱”，企盼清朝赶紧垮台，“以俟中州之清焉”。

3）毫不避讳的“蔑华心态”

伴随着朝鲜各界的“中国观”的微妙变化，一些知识分子们对高句丽与渤海国的历史给予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关注，进而滋生出了“恢复旧疆”的强烈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学者们甚至对“北伐论”进行了“癫狂式”的完善与优化。

比如学者成海应（1760—1839）就认为，“恢复旧疆的关键，就是在于迅速占据辽东”。

具体而言，“朝鲜军队北伐时，应该遵循水陆并进的原则。水路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直捣京津地区；陆路从辽东出发，沿山海关南下。北伐成功后，朝鲜可以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帝，朝鲜退守东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北伐论”再度在朝鲜甚嚣尘上。

学者申箕善（1851—1909）提议，北伐成功以后，“朝鲜可以拥立明朝皇室的后裔为中国皇帝”。

学者金平默认为，倘若孝宗北伐取得成功，将是“孝宗称帝，而非复兴明朝”。因此，“朝鲜人应该有此种觉悟，尽早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沦为了朝鲜各阶层口诛笔伐的对象。比如《独立新闻》就曾发表专题文章，批评中国民众“性格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为国献身之心，即使受人贱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视也毫无怨言。”

光绪二十一年（1895），朝鲜政治家俞吉濬（1856—1914）出使日本。在从首相伊藤博文口中得知“有中国百姓愿意主动为日军提供劳役”后，如是感叹道：

若哉！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也。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界大肆“庆祝独立”的同时，朝鲜官方不仅在第一时间就拆除了为迎接清朝敕使而特意修建的“迎恩门”，并将之改建为“独立门”。

对于甲午战争中清朝之所以遭遇惨败，朝鲜《独立新闻》认为，“主要原因是未能实现文明化”。与此同时，该文作者还言辞激烈地指出，“对于中朝两国而言，儒学和中国古书都是有害的东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朝鲜高宗李熙称帝，改元“光武”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坦诚说，“大韩帝国”的建立，固然些许缓解了列强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进程，但朝鲜人民从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独立。

可即便如此，不少朝鲜知识分子依然兴致盎然地表示：

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之后，大韩帝国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还能像日本一样击败中国；大韩帝国在击败中国后，不仅要将整个东北据为己有，还要向中国索要八亿元的战争赔款。

进入20世纪以后，“独立的大韩帝国”已经沦为了日俄两国的角力场。

可即便到了这样的节骨眼，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们似乎依然对自己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

比如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学者李沂居然天真的向日本政府提议，“在控制了东北以后，可以将东北划为三个大块。其中，东部地区归日本，西部归中国，南部归韩国”。

遗憾的是，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大韩帝国”在1910年画上了休止符，直接沦为了“日本版图的一部分”。

时光荏苒，当下的韩国，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中的守门员”。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韩国人认为，“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都没有安好心”。

就拿中国来说，他们不仅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充满了疑虑和不安”，甚至会担心“中国崛起以后，是否会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

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面对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压力，韩国民众对于周边大国的一举一动，依然极为敏感。

鉴于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件事——为什么部分韩国人一直执迷于“再造历史”和“剽窃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