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一个“尴尬”的国家

目前世界上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国家确实不多，但伊朗确是。政教合一主要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与宗教权威高度融合、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绝对或最终决策权。几个通常被列入此范畴的国家有梵蒂冈 、沙特阿拉伯等等。

伊朗并非历来如此。在巴列维王朝时期（1925-1979年），伊朗曾是一个积极推进世俗化、现代化的国家。当时的伊朗社会西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改革也带来了贫富差距加剧、社会腐败盛行、传统文化与宗教价值受到冲击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1979年，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利用这种不满情绪，领导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如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政教合一”和“法基赫的监护”（即宗教法学家的监护）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最高领袖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掌控军队、司法、媒体等关键部门，其权力远高于民选的总统和议会。目前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高企，年轻人就业困难。尤其是女性，被强制要求戴头巾，社会行为受到严格限制，个人自由空间被大幅压缩。新一代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城市中产阶级，渴望更多的自由、开放和与世界的连接，对保守的宗教束缚感到厌倦。当前统治阶层（包括高级教士、革命卫队）仍是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也存在温和与保守路线的分歧。

伊朗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政治和文化特点的国家，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位于亚洲西南部，是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史称波斯。伊朗人口8855万，波斯人占66％，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朗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四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位，石油产业是其经济支柱。

伊朗外交关系摇摆不定的原因

国内政治派别分歧：伊朗国内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宗教保守派坚持反美立场，而改革派试图与西方接近并寻求和解，这使得伊朗外交政策难以形成统一声音，在对美等国关系上表现出摇摆不定。

经济利益考量：伊朗在面对美国制裁时，经济遭受重创。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伊朗一方面通过与中国等国家合作寻求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与美国进行核谈判，争取放松制裁，这种在不同利益之间的权衡导致其外交态度反复。

历史文化因素影响：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使伊朗人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在心理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为重视，而对亚洲国家的地位认知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朗的外交政策选择，使其在与不同国家交往时态度有所不同。

其外交关系摇摆不定以及大国不真心帮助它，都有复杂的原因。

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在2025年6月一度升级为为期12天的直接军事冲突。以色列发动了名为“狮子的力量”的行动，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目标。伊朗则实施了“真实承诺-3”行动作为回击，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00枚导弹和上千架无人机。 美国在冲突中支持以色列，并一度轰炸伊朗核设施。伊朗随后对美军驻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进行了导弹袭击。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曾威胁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方还被曝出对伊朗高级将领进行心理战和威胁。

但是我们都清楚：美国和以色列用军事手段对付伊朗是“认真的”，而伊朗的反击声势很大，但实际效果却“温和”得多，这固然和自己的实力有关，但也不尽然。但更“怪异”的是，伊朗遭受美以“凌辱”之后，各个大国站出来为伊朗“说话”的国家并不多，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地缘政治平衡：大国在中东地区需要维持地缘政治平衡，例如俄罗斯需要在伊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之间周旋，避免过度支持伊朗而影响其在中东的整体战略布局 。其他大国也担心帮助伊朗会打破地区力量平衡，引发与其他国家的矛盾。

国际制裁压力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大国在与伊朗合作时需要考虑美国的态度，担心违反制裁规定而遭受美国的连带制裁，这使得大国在帮助伊朗时有所保留。

伊朗自身不确定性：伊朗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内部政治的复杂性，让大国对其投资和支持存在顾虑，担心投入得不到相应回报，或者因伊朗政策变化而导致合作出现问题。

伊朗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和外交策略确实比较复杂，这与其地缘政治位置、历史背景以及国内外政策密切相关。

伊朗地处中东要冲，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战略地位，因此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伊朗常常采取“多向平衡”策略：

与中俄走近：面对西方压力，伊朗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如军事技术、能源合作、伊核问题上的协调），以此对冲美国制裁和孤立。

与西方若即若离：伊朗与欧洲国家存在历史渊源和经济联系，但核问题、地区冲突（如叙利亚、也门）以及人权问题导致双方关系反复。

地区野心与孤立：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长期输出“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并介入地区事务，这使其与美国、以色列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例如： 核计划引发国际制裁（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制裁加剧）； 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定性）； 与沙特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教派冲突与地缘竞争）。这些行为导致伊朗在国际上面临道德和政治压力，削弱了其获得广泛同情的可能性。

更让人“诡异”的是以色列等国对伊朗要人实施的多起斩首行动，其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获取了精确情报，而这些情报很可能来自伊朗内部的间谍 。例如，以色列国防军在2025年6月17日成功“斩首”伊朗卡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里·沙德马尼少将，以军称获得了“精确的情报和突然的机会”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曾警告伊朗安全部门，以色列摩萨德的间谍已经渗透到了伊朗的“高层”，至少有1名在伊朗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被证实“私通”摩萨德后被判处死刑 。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在相关行动中启用了1300名“潜伏人员”，其中一部分是以色列特工，另一部分则是潜伏在伊朗内部的间谍 。

伊朗内奸较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历史遗留问题：巴列维王朝时期推行世俗化改革，虽推动了教育和工业发展，但也激怒了宗教势力和中产阶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后来霍梅尼领导的宗教势力上台，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导致两者之间的裂痕难以修复，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后代与当前的宗教政权结下仇恨，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

教育与就业矛盾：伊朗大力发展教育，大学入学率大幅提高，但工业体系孱弱，无法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足够岗位，引发知识阶层不满。尤其是文科生和女性毕业生，前者思维活跃，与传统宗教神学存在天然冲突，后者因接受现代教育后对神权体制更为反感，这些人进入政府、军队等国家机器后，容易与教士阶层和神权体制产生对立，进而成为内奸的潜在来源。

伊朗的“摇摆”本质是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但其意识形态输出、地区干预行为以及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其陷入孤立。自己实力不足以支撑自己的“野心”再加上内部“不纯洁”形成的“底气”不足，国家坐在“尴尬”火山上的位置就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