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看押中越战争归俘的隐秘岁月

01

受领看守所特派任务

所述253部队，昔日乃成都军区政治部下辖的营级保卫单位，坐落于成都市郊的华阳镇。虽名为一支部队，实则不过是一座看守所。（亦称作监狱，我便是昔日在那服役的一名军士。）。

1979年12月28日，看守所大门前聚集了一支由七八辆车组成的车队。车队中押送的是我军部分归国战俘，总计约十余人。这些人曾是50军150师448团的军官。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包括两位连长、两位指导员、两位排长以及一位副参谋长。而几位营长在入狱后不久便被判刑并离开了。

监舍位于看守所内的四合院之中，东侧为一堵高墙，其上筑有岗楼一座。岗楼之上，哨兵们尽职尽责，目光如炬地监视着监狱院坝。被囚禁于此的人们，在监舍之外的一举一动，皆被他们尽收眼底。（监室内的情形，由内勤战士透过门缝进行观察。）此地为全所之制高点，其位置至关紧要。一旦发现异常状况，他有权采取制止措施，或鸣枪示警，亦或拉动预警电铃。

值班室的工作主要由正副班长负责，具体职责包括安排岗哨人员的交替、接待来访人员、联络沟通以及负责监狱大门的开启与关闭。若有人前来探望囚犯，值班人员便担当起监听的职责。他们静坐于探监者与囚犯之间，吸食着探监者的香烟，品尝着探监者的糖果，冷漠地目睹着双方泪流满面。他们宛如一道不通人情世故的壁垒，无情地分隔了人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然而，他们的内心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煎熬。我常目睹我们的班长在向我们讲述这些经历时，不住地摇头叹息，脸上写满了不安与愧疚之情。

在狱中，作息时间井然有序，一日三餐的生活费用标准与我国战士相同。除军官需回家用餐外，所有战士、劳改班成员以及被监押者均享用以同一炊事房准备的统一膳食，就餐地点各异，但均能确保饮食充足。

早晨，被羁押者于坝地中央进行晨跑，随后步入个人卫生整理与享用早餐的环节。早餐通常以馒头、稀饭及小菜为主。（通常，稀饭是由前一天的剩余干饭熬制而成的粥，而小菜则多为咸菜或是泡菜。）内勤战士需轮班负责开关监室，遵循的原则是前一个监室人员进入后，才开启下一个监室的大门。上午8点到12点，是监室内阅读和活动的时段，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与劳改班人员在狱内从事手工劳动，诸如晾晒辣椒、纺制麻绳等。午饭后，众人会进行午休。下午，或是继续参与劳动，或是室内活动及阅读报纸，随后在院坝中进行跑步锻炼。之后便是晚餐时间，以及监室内的活动时间，直至就寝。当然，监室内是不允许熄灯的。

自归国军官抵达后，跑操便宣告暂停，此举或许是为了避免他们之间相互串供。这些归国的军官们各自被囚禁于一间监室之中，除了偶尔能与值勤的战士交谈外，几乎鲜有他人可见。因此，他们总是渴望与值班战士交流，然而，由于内勤战士须遵守纪律，他们无法与他们展开交谈。

监狱内严禁体罚，亦不容许任何形式的体罚行为，同时严格防范被监禁者之间的欺凌现象。此外，监狱还需严防自杀与越狱事件的发生。内勤战士需在监区外围进行不间断的24小时巡逻。监狱内并无设休息室，亦禁止任何形式的休息，包括坐下或靠墙站立。

02

归俘群像

送来归国战俘。付培德军阶最高。他身为448团的副参谋长，肤色黝黑，身材瘦削，宛若一位年迈的长者。何昌健排长曾向我透露，付参谋长在被俘之际，曾谎称自己是部队的炊事员，然而不久便被越军识破，遂被单独监禁。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可圈可点，每逢险情，他总是被派遣至最前线。被俘后，他先是被关押在越南人的监狱，回国后又转至国内的监所，内心充满了百般不甘。付参谋长坚信，败仗之责应由团指挥者承担，而自己的投降实属无奈之举。他认为，按照法律，自己的投降行为并不构成“率部投降罪”。因此，他在监室中持续不断地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提交申诉材料，详细陈述了448团在越南的作战经过、自己被俘的经历以及在越南战俘营的表现等情况。

最终，付培德还是被移交军事法庭。在法庭之上，他详尽地描述了事件的始末，并着重强调自己并无投降之意，下山实乃形势所逼。“我们于山上坚守了五日四夜，多次尝试突围均告失败。那时的局势是，若继续坚持，恐将导致全军覆没。我之所以选择下山，是希望能确保至少有生还者，将事实真相传达给组织。”

法庭判定，不论其初衷如何，率队投诚这一行为本身即构成违反军规的客观事实，情节严重。因此，付培德被判处了10年的监禁。在服刑过程中，他时常回顾那段历时五天四夜的往事，不禁思考，若当时作出别样选择，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靳波，八连二排长，与付参谋长监室邻接。他身高可能超过1.9米。起初，他是师部篮球队的成员，随后被下派至连队担任排长，恰逢战争爆发。不幸的是，他被俘并被监禁。他的同胞弟弟则命运更佳，同样作为排长参战，在代乃阻击战中建立了功勋，因此得以火线晋升为连长。两兄弟之间唯一的差异，便在于他们分别服役于50军与13军。

靳排长时常在牢狱中长叹：“弟弟成了英雄，哥哥却沦为狗熊。”若当初兄弟二人能够互换身份，我无法担保哥哥能否在13军中建立功勋、晋升官职，然而我敢断言，弟弟必定会在50军的150师448团沦为俘虏。毕竟，即便是小小的排长，也无法逆转整个战局的走向。

李和平，一连连长，他身形挺拔，嗓音洪亮，性子略显急躁，身高约莫1.85米。犹记那日，八连的刘连长站在监室的门洞边，向我娓娓道来他们在战场上的被俘经历。或许是出于我的某些提问触及了他的情绪，隔壁监室里的李连长突然大声回应道：几日粒米未进，滴水未沾，还能上战场杀敌吗？不信就亲自去战场验证一番吧！此言分明是对我而发。刘连长自然也捕捉到了那声呵责，随即向我微微一笑，随之结束了他的叙述。

刘兴武任八连连长。出身于警卫员行列，他比我矮上几分，身高约莫1.66米。他肌肤白皙，体态匀称，五官端正，脸上洋溢着喜人的笑容，让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四五岁。在被俘之际，他自称是一名战士，并在连队中兼职理发员。越南人信以为真，遂安排他在战俘营担任送饭的任务。

冯增敏是指导员。他宛若一位质朴的农夫，对迷信抱有几分信服。何排长曾在狱中向我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的趣事：在被越南军人围困之际，他跑到一旁失声痛哭，一边哭泣一边诉说：“李兆碧（团政委）把我们抛弃了！不再理会我们了。按照我的生辰八字，今年恐怕是陷入困境的一年啊！”冯指导员后来被判刑十年，在成都军区（白教场）北门外的淀粉厂接受劳动改造。

何昌健，三排长，知青兵。1975年，我应征入伍，身高约1.75米，也曾是团部篮球队的一员。我的军礼做得标准规范，而且还能演示多种不同的敬礼姿势，其中包括昔日女子常用的双手触及右腰下的踯躅礼。我们的交谈便是在他向我行礼的那一刻开始的。按规矩，被羁押者是不被允许向我行军礼的，既然我们不再是战友，但我对归国的军人并无过多苛责，便默许了他的敬礼。在监室中，他见到我的默许后，便继续告诉我，他还懂得更多种类的敬礼。接着，他逐一演示，我觉得他的举动颇具趣味，于是我们开始了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对话越来越频繁，仿佛朋友一般，无话不谈。

我询问了他的婚姻状况，他苦笑着回应，若刑期不超过五年，他的妻子或许会等待他的归来，但若是五年以上，那结果就难以预料。稍后，他补充道，若刑期超过五年，他会劝她放弃等待。最终，他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我不禁好奇，他的妻子是否还在等待他的归来？

03

他们如何沦为俘虏？

1979年3月6日，50军150师448团踏上了出国参战的征程。这一天，恰好是时任军委主席华国锋向全球宣告我国从越南全面撤军的翌日，他们才从广西出发，踏入越南领土。肩负重任，该团的任务是占领公路两侧，以确保作战部队得以安全沿公路撤离并返回祖国。

身着总后勤部最新发放的77式新型军服，战士们与陆续返国的盟友方向相反，其身影格外显眼，亦令他们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情。

3月8日，448团四连与七连在那豫地区遭遇一股敌方小部队。在付培德的指挥下，两连于次日9日成功击败敌人，并成功占领了山头。

3月11日午时，该团因轻敌心态，加之经验不足，警戒分队与各路先锋均未能在事前察觉到越军的埋伏，结果直接穿过了越军的潜藏阵地。此举使得团部指挥所及其直属数个连队瞬间遭到越军集中火力猛烈攻击，遭受了重大损失。448团指挥所陷入重围，指挥官果断下令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期等待援军的到来。

接到救援指令后，448团的第1连与第8连，在副参谋长付培德的率领下，迅速踏上了奔向天丰山的急行军征程。

行至朗庄邻近地带，遭遇了正围困448团前指外围的越军。我军部队即刻投入激烈的战斗。面对越军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救援部队迅速陷入被分割和包围的困境。

起初，部队在一片水坝附近遭遇了埋伏，损失惨重。随后，刘连长所率领的八连在一处山洼地带再次遭遇了敌军的阻击，导致部队溃散。其中，二排与一连一同离去，而一排则在遭遇敌人后音讯全无。

在八连陷入困境之际，李和平与冯增敏率领的一连率先突破了一道村庄的封锁，冲出村寨后，山巅上枪声四起。李连长眼见前方有一座山峰被云雾笼罩，不知其具体高度，遂下令部队登山。所幸山上并无敌军，抵达山顶后，清点人数发现无人伤亡，唯一的损失是步话机遗失，于是立即下令抢修工事并加强布防。翌日，随着云雾消散，方才察觉四周的山峰皆高于自己所处之山，山上布满了敌军。这时，方才意识到敌人早已设下陷阱，故意将他们引至这座山峰。我方所设的工事未能发挥效用，人员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山下传来的是被围困和劝降的声音。

面对重重困境，无法突破封锁、缺乏支援，3月17日，那104名官兵已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且已连续三天断粮断水。（涵盖一机连、一炮连以及八连二排的部分战士们）冯增敏指导员带领下，下山被俘。

起初，连长李和平对投降之举表示强烈不满，坚信投降是不可取的。但在一位战俘的陈述下，我们得知李和平曾召集干部们道：“大家要作好准备，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然而，就在此时，一名新兵因思念母亲而失声痛哭，周围一片寂静。冯增敏感慨地说：“我并不惧怕死亡，但想到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庭，我们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投降或许能保全他们的性命，保住他们的家庭。”在深思熟虑后，李和平终于接受了这一决定。

两日之后，同样久困于天丰山、盼援无果的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以及八连连长刘兴武率残部一同下山，不幸沦为敌军俘虏。

天丰山，那片在地图上难以寻觅的秘境，却成为448团、150师、50军以及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东线战场的指挥部，心中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

一机连，故事续。（重机枪连）重庆战士肖家喜（在投入战斗之前，我担任一机连的给养员一职，日常职责便是负责连队的食材采购。），在越军的炮火中，他英勇地掩护着战友，不幸右臀中弹。面对越军的追捕，他躲藏进了一处隐蔽的山洞。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饥饿时他觅食野菜，口渴时则饮用山沟中的溪水。他的伤口严重溃烂，蛆虫滋生，但他凭借着对北斗星的观测，历经九天八夜的艰苦跋涉，携带着自己的武器，重返祖国边境。因此，他荣获了“钢铁战士”的崇高称号，并逐步晋升为13集团军的一名副旅长。

04

战俘营中的表现

在越南战俘营内，共有我国被俘人员240名，其中来自448团的指战员占据了218人之多。

这些战俘在此间经历了无数抗争与屈辱，然而，作为政治部的守卫，我们所洞察的，却是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易所长曾言：纵然战场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指挥层的失误与长时间的训练缺失，然而他们在战俘营的表现亦令人倍感失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未能建立起党支部，原有的党组织亦未曾开展任何活动。两百余人缺乏统一领导，宛如一盘散沙。战俘营的管理相对宽松，组建组织本非难事。更有甚者，一位连长长期负责为大家送饭，他实则具备了担任联络人的条件。然而，在战俘营内，他们频发抢夺食物、斗殴事件，遭受越南人的吊打和站坝子等折磨，实属丢人现眼！一名受伤士兵的臀部被打得血肉模糊，伤口生蛆，却无人施以援手，亦未组织起抗议。最终，他因疼痛过度，无人救助，悲惨地死去。当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官员前来了解情况时，他们竟然无人站出来反映战俘营虐待战俘的情况，更不用说提出任何要求了。

“越南太过贫穷了。”

我询问他是否能经常吃到肉，他回应道，大约每过三五天才能享用一次，而且每次分到的人均份额仅是一小块肉。他用手势大致描绘了一下，大约有一两左右。他补充说，每次都是将肉放在那碗米饭之上。他还提到，他常常在李指导员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李铁桥（八连指导员）在付参谋长及其他军官的餐食中额外藏了一块肉。我质问他们，为何不额外分一块肉给那位受伤的士兵。他们沉默以对。我进而追问他们为何不提出抗议，不关心照顾这位受伤的战士。他们回应称无能为力。我提出，即便在厨房偷些盐巴为他清洗伤口，也应当是力所能及之事。或许这样，他能有希望等到重返祖国的那一天。或许是因为我也曾是士兵，我那时感到非常愤怒。

刘连长对未向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披露越南人虐囚行为作出解释称，众人因误以为来访的是苏联官员，故而无人敢于直言。

曾在一次深入的交谈中，我与刘连长探讨起我军战斗力的诸多方面，他谈及：越南人民长久以来饱受战争的洗礼，相较之下，我国军队已三十余年未曾参与战事，导致部队的军事训练几乎荒废。在文革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三支两军”以及防御苏联而挖防空洞。而今，工作重心转移至修缮营房、种植蔬菜、饲养家畜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我曾问何排长，两个连应该不只你们两个排长，其他排长为何不上军事法庭？他说：开支部会讨论是否要与越军谈判，其他的排长都不发言，我却积极表态同意，就说我犯有“积极煽动投降罪”。我又问：那些没表态的排长后来投降没？他答：都投降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苦笑着说：唉！都怪我这张嘴。

这段经历给我的启示是：在紧要关头，成为第三种人往往更为适宜。我下定决心，将这教训铭记于心，作为未来人生道路的指引。然而，数十载岁月流转，无论是处理公务还是私事，每当面临关键时刻，我的表态总是比任何人都要积极。这似乎表明，是否能够成为第三种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即便有心向往，却往往力不从心。

05

战后的人生巨变

448团本应肩负起收拾战局残局的使命，然而，却不幸沦为新的残局。无论是因为上级指挥的失误还是下属执行的不力，该团所遭遇的“败绩”已然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篇章。

谈及这些军人的命运，实属无奈与悲哀。他们先是在越南战场沦为阶下囚，备受屈辱，归来后却再次陷入囚禁，人生之路蒙上一层阴影。仅仅14天的参战经历，便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战争的残酷。战争不仅可能带来荣耀、晋升和财富的机会，也可能带来屈辱、伤亡以及一生的困顿。直至1985年，百万大裁军波及，50军被撤销，150师的番号亦随之取消，448团从序列中消失。

双方在冲突中均承受了沉重的损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战争的阴影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散，直至几乎被遗忘。

但历史不会忘记。

在相同的战场上，有人化为英魂，有人荣耀加身，而有的人则沦为“战俘”，背负着羞辱。相较那些英勇捐躯的烈士，以及那些因遗体未寻而被称为“失踪”的众多普通士兵，那些投降的军官与被俘的士兵至少得以苟活。从这个层面来看，他们究竟应庆幸自己尚存于世，还是……

让历史做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