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同应对

作家赵长天当时尚为一名现役军人，肩负雷达班长的重任，驻守于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之上。

数年间，“时刻准备应战”的口号不绝于耳，以至于即便是寻常百姓也深信战争随时可能降临。就在这一天，他们突然收到了“进入一等战备状态”的紧急命令。赵长天心中的第一反应便是“总攻的枪声已然响起”，“战争已经爆发”，尽管他尚不清楚这场战争是与哪个对手展开的。

自接获指令的那一刻起，雷达天线便几乎全天候地不停转动，我们紧盯着荧光屏，生怕一瞬间的疏忽就会错失敌机留下的光点。然而，空域中却一片宁静，没有一丝异常。“被严密监控的天空宛如一面明镜，毫无瑕疵”。无论是苏联的修正主义势力、美国的帝国主义，还是假想中的“蒋介石匪帮”———所有可能的入侵者，均未露头角。更令人费解的是，就连平日里频繁出现的民航班机也神秘地从荧屏上消失，宛如人间蒸发，无影无踪。《那年秋》

赵长天自是蒙在鼓里，不知这一道命令直指周恩来之手。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响起禁空令：“即刻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即刻停飞，全面启动雷达，严密监视天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

必定发生了一场极为重大的事件。若你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自会明白此事的震撼程度，以至于言语在描述时显得苍白无力。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于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携家带眷，于山海关机场强行登机逃离；仅仅一个多小时后，所乘飞机于蒙古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并发生爆炸，无一人生还。此事件被后世称为“九一三事件”。

转眼间，四十年岁月如梭，对于年轻一辈而言，或许难以深刻领悟“九一三”所蕴含的深意。

林彪当时地位，一人之下而已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赋予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尊称，同时亦采纳了“以毛主席为首席、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述。次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其总纲中明确指出：“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忠实战友，并被确认为接班人。”此一规定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例。

提前确立并公开宣布继承人的举措，让林彪在二十世纪获得了古代皇族特有的礼遇。换句话说，他成为了中国的“储君”。

“亲密战友”与“接班人”这两个称号，在毛泽东心中分别象征着林彪的独特地位。一方面，林彪在推翻“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过程中，提供了坚定不移且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此次考验，毛泽东对林彪的才干与忠诚深表满意，认为他能够紧随自己的步伐，承继衣钵。

这两个评价分别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亲密战友”这一标签，主要揭示了双方利益关系的亲疏程度，“接班人”一词则更侧重于理性的评估，涵盖了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以及忠诚度的综合认可。诚然，政治事务往往与实际利益紧密相连，然而即便出于功利性的考量，进行一番比较与挑选也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虽然或许并非毛泽东心中最理想的人选，但从“紧跟”理念、个人实力以及资历声望等方面综合考虑，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唯有他最为合适。

“九一三”事件，成为了毛泽东人生中最为沉重与痛苦的打击。尽管在宣传中对此大肆宣扬，将其美化为一场辉煌的胜利，但这一切都无法回避或掩盖事件的真相。

毛泽东健康变化明显。

自“九一三”事件划下界限，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不再呈现出往日的“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精神矍铄”，而是骤然显露出衰老之态。这样的景象，当时的民众通过纪录片与新闻照片均有目共睹。

毛泽东亟需一段时日以从此次挫折中振作。庆幸的是，他身旁尚有周恩来相伴。

自9月12日深夜异动初现之际，局势已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自危机初现至其平息，周恩来亲自操持应对之策。这包括突发事件的现场调度，对涉案人员的搜寻、监控与羁押，对相关材料的组织整理，以及草拟和审阅一系列中央文件，权衡信息传达的策略，并精准把握舆论导向……凡事皆需他亲自过问，可谓事无大小，无不依赖他的才智与决断。此仅举一例小细节。9月13日，当天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对十一个大军区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首脑进行了逐一电话联系，“传达了林彪外逃的相关信息，并强调要求各地严格遵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部署。””(《年谱》)四十通电话，从早到午。

然而，在这份辛勤付出之中，我们亦察觉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在短短一夜之间，周恩来似乎化身为国家的定海神针，肩负着维系天下安宁的重任。事实上，林彪事件的爆发迅速提升了他在国家中的地位，使他声望日隆，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林彪败北，欣喜若狂者，非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莫属，其中尤以抱负远大的张春桥为甚。他们堪称林彪集团的心头大患。

张春桥

众人，虽不至于喜形于色，却也并非仅仅是喜悦。以毛泽东为例，便是如此。(如前所述)，还比如周恩来。

纪登奎，协助周恩来处理事务的同事，回忆起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只见总理孤身一人坐在他那临时的工作室中，陷入沉思，神情忧虑。我们二人不明所以，只见他郁郁寡欢，便走进去轻声安慰。起初，总理只是默默聆听，未发一言。待我提及“林彪已自我毁灭，现在应是欢喜之际，往后我们可专心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时，这番话似乎触动了他的心弦。总理先是默默垂泪，继而逐渐放声哭泣，之后更是号啕大哭，期间屡次哽咽至无法出声。我们两人目睹总理如此悲痛，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站在一旁陪伴。最终，总理情绪逐渐平复，沉默了许久方才艰难地吐出一句：“你们难以理解，事情并非那般简单，远未结束……”此后，他便再无他言。(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与纪登奎的谈话记录，摘自李丹慧、史云所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人类的言语表达远远超越口头交流。在1971年9月的一个特殊日子，周恩来通过一场动人心魄的哭泣，倾泻出了许多深藏心底的情感。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坦诚流露。他长时间的沉默积累了众多思绪，因“九一三”事件而情绪爆发，以至于在不属于亲密朋友面前流露出了真情。纪登奎感觉到周恩来似乎被某种“心事”触动。那究竟是怎样的“心事”呢？

1972年1月1日，惯例之下，发布了“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今年的社论标题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句话虽看似平常，却蕴含深意。若仅从字面理解，似乎过去的一年中“形势”再次呈现出一片大好；然而，实际上，我们却遭遇了如“九一三”事件那般严重的危机。

社论开篇避谈国内，却就国际形势展开长篇大论，宣扬美帝苏修如何穷途末路。随后才论及国内问题，突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是公开点名之前有关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代称，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代称也是大有讲头、未雨绸缪。

这些老生常谈的言辞，已流传六年之久。中国宛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愚人节，在这样一个节日里，人们传说可以随心所欲地撒谎，无需担忧受到任何惩罚。

1972年，这一情形被打破。

周恩来开启新话语的途径，最初并非诉诸言语，而是付诸实践。在那个时代，若欲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最明智的做法是少言多行。言辞之地，人们警觉异常，而行动则带有一丝隐秘，每一步都积累着力量。

不久于“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沉着冷静地着手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加强港口建设。他特地指派谷牧同志和粟裕同志共同组建一个专项工作小组，深入实地进行详尽调研，并据此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计划。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期望是，务必在三年之内显著提升港口的整体面貌。

事有巧合，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恰逢其时。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各有考量，显现出各自的诉求差异。毛泽东着眼于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操控并运用这一机遇，他对这场棋局的兴趣及其策略，再度映射出自《战国策》至《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史书对其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大国之间的利益权衡与相互制衡，不仅是事件的核心，更是不容错失的潜在利益。他全然以一位战术家、博弈高手的姿态投身于这场博弈之中。

周恩来认识基于另一层面。

在毛泽东开启中美对话之门之后，周恩来立刻倾注全力，积极响应并坚定地支持和推进。他们一位是战略决策的领航者，另一位则是行动上的热忱执行者，两人的合作堪称相得益彰。

尽管表面上看似步调一致，实则内涵大相径庭。毛泽东的初衷在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周恩来则更着眼于经济建设。毛泽东试图通过调整中美关系来牵制苏联，而周恩来则期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尽管他们在同一事项上持有相同的主张，但期待与视野却各自位于截然不同的两端。

较诸晚清政坛那些清醒者，周恩来更加势单力薄，至少在邓小平复出前如此。

他最大的苦恼或许在于知晓却无法付诸实践。他明明洞悉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并具备精准的判断与清晰的思路。若非受到种种限制，得以将他的见解与思考付诸实施，那么改革开放的进程本可以提前六年完成。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周恩来所面临的境遇极为狭隘，难以有所作为，每一步前行都宛如逆水行舟，艰辛万分。

周不得不应战。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审视，“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向我国历史进程提出了一个关乎方向抉择的重大课题。在此之际，原本迅猛发展的“文革”运动突然遭遇了停滞，形成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是一项抉择——如同每位驾驶者在面临道路选择时必须做出的决定：是转向，还是继续直行？面对这一困境，周恩来与毛泽东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周恩来主张转向，而毛泽东则坚持“继续前行”。

为何他们的选择如此相异？单纯归因于性格或个人考量显然不够充分，否则历史的价值将被轻视。这背后必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必定是深层次的思想差异，这无疑标志着根本理念的分道扬镳。

将所有要素凝聚，问题的核心实与一词汇相连。此词，便是“国家”。

“九一三”事件堪称弦断琴崩的瞬间。林彪事件的心理学内涵，相较于政治层面的解读，显得更为深邃与丰富。政治层面的分析，往往只需寥寥数语即可阐明，而心理层面的映照却千变万化，各不相同。或许，“九一三”事件所引发的广泛接受与多元反应，堪称“文革”期间最为扑朔迷离且颇具探究价值的现象之一。这一事件在不同维度上的“触动”，深刻地影响着日后中国的走向。

若言那未曾涉世、盲目忠诚的年轻人从中领略了幻灭或是如梦初醒的滋味，那么，历经磨难、见证风霜的周恩来所体验的，自是迥然不同。对他而言，“九一三”事件非但不足以称作“梦醒时分”，反而更像是一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亦如“把酒问青天，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你们不懂，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尚未结束……”所谓“事情并不简单”，周氏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推动国家经济建设”，这并非林彪进退所决定的，正如古人所说，“关键不在于表面”。那省略号中的“尚未结束……”这句话，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情感与意涵，既可以是忧虑的表达，也可以是自省的警醒，甚至可以解读为“志之所向，即使千万人阻挡，我亦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与果断决策。

何种力量能让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直面生命终点，不再屈服，即便面对灾难也绝不妥协？简言之，就是“国家”二字。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中国”这两个字。自十九世纪末中国衰弱以来，无数有志之士，虽然主张各异，认识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救国、强国，摆脱国家的贫困与衰弱。他们的根本愿景，都是期望祖国繁荣昌盛。革命并非空谈，不能仅仅停留在辞藻华丽的乌托邦幻想中，更不能走向混乱与无序。当周恩来看到二十年后中国依然无法与四十年代初的日本相比，而海峡对岸的经济却呈现出崛起之势时，他的心绪回归到革命的初衷——忧国与爱国。

对他而言，“国家”这一概念是具体而鲜明的，它代表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这里栖息着八亿同胞，承载着华夏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至于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所需的，是一个能够迅速消亡的国家，一个一旦组织起来便即刻开始消亡且无法避免消亡的国家”这一深邃的理念，目前尚不属于他的视野范围之内。

国家与革命，这一长期困扰我国共和国二十余年的意识形态难题，终须解开、势在必解。要么将国家作为革命的武器，持续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要么将中国之稳定、繁荣与民众福祉放在首位，转变策略，将发展经济作为核心。在“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瞬间面临了这两条道路的选择。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作出了各自的选择。

应该说，周恩来并非历史的开启者，他只是那位精挑细选的引领者。1972年。在这一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几年，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的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自“文革”落幕至今，我们愈发清晰地察觉，那贯穿前三十年的“革命”对“国家”的引领作用，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已不复当年之盛，辉煌不再，最终淡出历史舞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全心全意追求发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看似平凡的口号，实则蕴含着当代思想的重大变革，背后则是历史巨轮的剧烈转折。